从鼓吹法西斯到攘外在先——“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思想演变

由于东北沦陷，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游历欧洲后，张学良极力鼓吹独裁统治．希望蒋介石尽早抗日。但是，张学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换来的结果。却与他所希望出现的局面距离越来越远，于是，“安内攘外”和“攘外安内”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西安事变”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张学良的思想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其一颗拳拳爱国赤子之心却未发生丝毫改变。     

论九·一八事变前曾琦的政治思想

曾琦是现代中国政坛的知名人物,青年党的首领,其政治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变化。本文着重阐述了他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政治思想,并剖析了其形成渊源。     

“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因此，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抗日联美政策的演变──从“九·一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面临着三种选择。 一是不加区别地仍然把帝国主义国家看作铁板一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继续提反对美国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 二是在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因为日本的侵略,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必然引起美国对日本的不满,这种矛盾,正好为我所用,因此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 三是建立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上与美国联合,因为法西斯主义将危及整个人类生存,其野蛮的掠夺与屠杀政策。必然会犹如大火烧遍世界…     

“九·一八”事变后的李烈钧

“九·一八”事变以后,李烈钧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文章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一方面积极主张抗日和民主,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对内、外政策;同时也积极做过一些有益于救亡的具体性工作。     

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考察

口述历史是记述历史的方法之一,即通过当事人或者目击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是将记录历史、发掘历史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一种史学研究形式。人物的口述历史之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它对历史将产生重要影响,并可以使后人跟随口述者走进历史现实。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以张学良先生的自述为主体,比照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以往各种书籍与资料的谬误与不足。从主政东北直至西安事变,张学良爱国思想及其对日态度是不断变化的。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透视张学良思想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而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     

从“反华”到“联华”——尼克松对华政策演变的思想动因探析

尼克松对华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从＂反华＂到＂联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尼克松的对华思想一方面既受到美国国内政治舆论的左右,另一方面又受到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在内在驱动与外在压力的共同驱使下,尼克松的对华思想不得不走上正视中国的轨道,这个结果既关系到尼克松个人的政治前途,又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对尼克松对华思想演变动因的分析,可以揭示中美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历史,也可以为近来中美两国复杂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提供积极的参照。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抗日救亡主张,对当时国内政治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也为中国今后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借鉴。     

试析从“九·一八”到武汉沦陷前日本的对华政策

在侵略性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从九·一八到武汉沦陷前日本的对华政策可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紧密联系的,但在其发展中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这一阶段日本的对华政策主要是用武力实现其侵华目标的第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夺取进一步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其特点是以军事进攻为主,强调速战速决。在外交上争取国际帝国主义支持或默认,幻想欺骗世界舆论。首先应该指出,日本此时发动侵华战争,决非偶然。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下,     

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外交保障占领”方针

"外交保障占领",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若槻内阁按照以前做出的预案而做出的重要方针,核心是追认军方的行动合法,尽力以外交手段美化军方的侵略行为,以使让世界各国"谅解"其占领的合理性。日本政府一方面连发声明、说贴欺瞒各国,为关东军的侵略辩护,将中日纠纷责任推给中方,渲染自己的"不扩大"方针;另一方面又为军方无视须与政府"商洽"的约定而不断扩大事态感到越来越难堪,终致若槻内阁垮台。12月13日,犬养毅组阁,抛开"外交保障占领"的遮羞,赤裸裸地奉行支持军方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关于东蒙古的调查资料

“满铁”是20世纪初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殖民机构。它表面上是一家以赢利为目的的普通会社,实际上却是战前日本最大的国策会社。为了其侵略扩张,“满铁”成立之初就专门设立了调查部,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情报搜集活动。对于内蒙古而言,“九·一八”前“满铰”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即所谓的“东蒙古”山。通过“满铁”调查机构的多年调查,“九·一八”前就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东蒙古的调壹资料。这些调查资料不仅是当时日本的种种侵略活动的直接证据,而且对研究当时的东蒙古社会经济状况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

以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维护中国四大家族根本利益的政权。这个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发生了由不抵抗到被迫抗战的变化。本文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便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它的规律性。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5月《塘沽协定》。这一阶段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指导下,其对外政策是采取亲英美、反苏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对内是集中军事主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田中内阁时期,早于1927年6月下旬及8月13日,先后召开两次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是积极推行其基本国策“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团体的兴起及其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了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各类半官方团体、民间团体和专业团体的边疆研究大量出现,大大推进了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在边疆的研究和宣传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伪满殖民地教育的本质特征——为“九·一八”事变60周年而作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深刻地影响着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为了摆脱加剧了的政治、经济危机,转移国内人民斗争的视线,日本国内一小撮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积极鼓吹向外扩张,并把我国东北当成他们的“生命线”。经过长期策划,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成立所谓的满洲国;以此为基地进而发动芦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当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术语演变

厘清“藏书楼”“图书馆”术语的来源、产生与发展,是研究图书馆史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藏书楼”术语产生至衰落,到“图书馆”术语产生并成为规范之术语的过程,既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亦是学界对近代图书馆的理念、宗旨等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界内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文中依据文献记载,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梳理。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全面对抗到第二次合作──从“九·一八”到抗战全面爆发的国共关系

本文论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６年间的国共关系，即国共两党从尖锐对立到第二次合作的历程。文章的着重点在于分析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两党政策的演变。结论是国共两党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能够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互谅互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战争的掀起并走向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从辛亥到抗战——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的演变

社会经济思想是陈独秀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早期奠基、转型发展和拓展反思三个阶段。陈独秀社会经济思想虽然由于时代和他个人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具有某些缺陷和不足，但总的来看，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     

“理论”到“游戏”——从教材变迁看小学科学教育思想演变

不同历史年代的小学科学教科书背后,所隐藏的教育思想与其时代大众的科学哲学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简易对比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教材编写思想的本质性区别,详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教材编写指导思想的阶段性演进,意图研讨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及其背后的思想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