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利中国古诗英译中的“人本主义”透视

"人本主义"价值观贯穿于阿瑟·韦利的中国经典翻译,尤其体现于他的中国诗歌翻译。这种价值观"向外"体现在尊重与平等看待"他者"文化,具体反映在他的翻译诗学和翻译方法上:发明"跳跃韵律"以凸显中国诗形貌,采用直译方法以彰显中国诗意象;"向内"体现在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品性,具体反映在他的中国诗歌翻译取向上:钟情于陶渊明、白居易及袁枚这类追求人格独立与心灵自由的隐逸诗人,其"人本主义"价值观在他们身上得到呼应。     

论阿瑟·韦利对中国艺术哲学的译介和研究——以《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为例

1920-1921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艺术哲学》系列论文,译介了谢赫、王维、张彦远、郭熙、董其昌等重要艺术评论家及其画论,是西方较早集中阐释中国艺术哲学的重要成果。韦利的中国艺术哲学研究有其突出特色,一是以准确、流畅的英文翻译了大量中国画论原文,匡正了前人的误解、误译,突破了以往学界深受日本学者观念影响的困境;二是将不同时期的中国艺术名家及其画论置于中国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框架内予以阐释,清晰呈现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脉络。韦利的研究推动了中国艺术哲学在西方的接受和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弗莱、庞德等英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进化论

进化论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最重要的理论支点之一。青年时代的胡适不仅通过严复的翻译、梁启超等的著述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还继承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哲学中朴素的进化论思想。胡适用进化的方法去思考、去研究中国文字和文学问题,并以中西文学史上的文学进化为根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相关主张。同时,他还以创作实践—白话新诗《尝试集》证明了自己的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以白话文学为正宗,不仅颠覆了一个旧的世界,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适应并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然,胡适将进化论借用在文学上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有着庸俗化、机械化等弊端。     

鹿鸣其友飞鸟号群--评胡适的"文学革命"

起自1917年的文学革命,对现代中国文学乃至广义文字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分析其发生的内因外因,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的错误理论观点进行具体批评,可以揭示这一激进运动带来的种种后果。     

胡适、周作人文学革命观比较

胡适关注语言工具的变革,建构起白话文学理论;周作人重视文学实质内容的更新,形成“人的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源于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革命的态度上,胡适属于温和派;周作人更深刻、激进,但也有宽容的一面。总的来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胡适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文字改革”,周作人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思想改革”。二者在新文学运动中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胡适、周作人文学革命观比较

胡适关注语言工具的变革,建构起白话文学理论;周作人重视文学实质内容的更新,形成"人的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是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来源于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革命的态度上,胡适属于温和派;周作人更深刻、激进,但也有宽容的一面.总的来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胡适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文字改革",周作人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思想改革".二者在新文学运动中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从"诗界革命"到"文学革命"——试论历史转型期胡适新诗的意义

胡适的诗歌理论和诗集<尝试集>在文学史中处于一个转折点的位置.一方面,他吸取了"诗界革命"失败的经验,另一方面,他成为了文学革命的动力和源泉,并引领了文学革命.本文试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谈胡适诗歌的理论和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阿瑟·黑利行业小说中的白描手法

阿瑟·黑利（1920—2005）,出生于英格兰,被誉为著名畅销书作家、欧美行业小说之王。阿瑟·黑利擅长于行业小说写作,将人物放置以相对固定的场所为背景的小说中,并且通过白描的写作手法对人物进行刻画,从而使得作品引人入胜。本文通过对作家阿瑟·黑利的行业小说《航空港《》汽车城》《最后诊断》等作品进行分析,探讨作者阿瑟·黑利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白描手法,展现其艺术创造方面的才华和杰出贡献。     

从“教育救国”到“文学革命”——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

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首倡,而其“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其直接动因则在于其“教育救国”思想。     

胡适与《新青年》的相遇：从文学翻译到文学革命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曾在《新青年》和《甲寅》上发表过短篇小说译作。胡适早年的文学翻译活动体现了借助翻译来改进中国文学的设想。民国初年黄远庸、陈独秀等人也有类似的思路,但文学翻译在当时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当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在《新青年》上引发了白话文学运动之后,外国文学的翻译才真正地被转化为创造新文学的资源。     

论亚瑟·韦利英译《道德经》中“天地”的译介

《道德经》英译涉及核心概念的转换,研究“天地”一词的翻译,弄清楚“天”“地”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亚瑟·韦利虽然想竭力摆脱前人译作的束缚,试着开创一个《道德经》英译的新局面,也就是“语文学性质的”翻译。但是他对中国思想的索隐还是过于理想化,因而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仍然具有局限性。     

胡适与"学衡派":现代性的两种范式

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往往成为不同现代性范式相互争辩的一个重要场地.胡适等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来界定自己发起的这场文学改革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期许并未得到学衡派的认同,学衡派认为胡、陈等人的运动秉承的是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传统,恰恰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颠覆."文白之争"鲜明地凸显了双方所秉持的不同的现代性范式的差异性.胡适等人的白话文理论对语言持一种完全的工具性的理解,力图将白话文打造成为一个全民通用的、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民族语言系统,即"国语",这个"国语"在胡适们的心目中,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与指标,也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工具.可以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场以国家工业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其秉持的基本文化精神乃是启蒙理性.而在学衡派那里,语言是艺术世界的构成物,也是特定文化习尚的表征,文言语体以及传统文学体式则是民族人文传统的一种积淀,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典范,因而他们力图维持这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这恰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某种特征.因此,尽管两方的立场看似争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双方都秉持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范式,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范式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并在此后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格局自身的紧张状态.     

胡适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

本文从胡适首倡五四文学革命、革新文学观念、创建新文体的实绩来说明他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巨大贡献。     

论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批判”

胡适在"章回小说考证"中对《三国演义》着力最少、评价最低。除了胡适所说文学价值方面的原因,他故意隐去的语言和思想倾向这两方面才是主要原因。胡适批判《三国演义》时的"避重就轻"是由其"整理国故"这一文学革命的策略决定的。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下的文学革命宣言书——评胡适的《沁园春·誓诗》

胡适的《沁园春·誓诗》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它以豪放劲健、纵横凌云之笔批评了中国近代文学无病呻吟的恶习惯,以毋庸置疑、不容争辩的口气公开声明自己要扯起文学革命大旗、尝试作文学革命之急先锋和健儿的宏阔抱负。该词作所表现出的文学革命思想及其豪放劲健、纵横凌云之风格,既与西方的进化论对他的影响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有关,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下的产物。     

"五·四"文学革命——一场声势浩大的写作文化运动

写作文化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是写作创造行为的"大技巧",也是从文化到文学的一个中介.胡适和陈独秀主导的"五·四"文学革命就是"五·四"新文化到"五·四"新文学的中介,本文将主要从内容、形式以及个性特征上来分析论证"五·四"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写作文化运动.     

论胡适的"白话"观

胡适在白话—拼音文字相位提出"白话"主张,发起白话文运动。白话—拼音文字相位不仅为解决"言文背驰"问题提出,也是为中、西语言与文化沟通而作出的有针对性的设计,白话文运动因此走上与晚清以来语言文字变革不同的方向。在白话—拼音文字相位上,"白话"是一个理论观念,它构成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起点,构成胡适有关白话文运动历史叙事的理论前提。"白话"与"白话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动着白话文运动的实际进程。     

论胡适的"白话"观

胡适在白话-拼音文字相位提出"白话"主张,发起白话文运动.白话-拼音文字相位不仅为解决"言文背驰"问题提出,也是为中、西语言与文化沟通而作出的有针对性的设计,白话文运动因此走上与晚清以来语言文字变革不同的方向.在白话-拼音文字相位上,"白话"是一个理论观念,它构成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起点,构成胡适有关白话文运动历史叙事的理论前提."白话"与"白话文学"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动着白话文运动的实际进程.     

评胡适与南社的白话诗词之争

新文化运动前后,白话诗的主要倡导者胡适与部分南社成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论战。冲突的症结主要在于胡适起初对一些概念未能准确地予以界定,其理论和实践也存在一些矛盾和误区。而且由于双方没有始终保持必要的理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意气之争。此外,胡适的文学革命实际上仍然有“诗界革命”的遗风,而与“文艺复兴”貌合神离。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两个翅膀论”是在“新儒学派”、“国学派”、“鸳蝴派”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 提出的,这是个错误的理论。它贬损、攻击“五四”新文学,粉饰“鸳湖派”的错误倾向,故意在严肃文 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