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何以影响海洋产业效率？——基于科技创新与FDI的联合调节效应

利用DEA-BCC模型对2001至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份海洋产业效率进行测度,构建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探讨科技创新与FDI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科技创新和FDI联合调节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降低海洋产业效率;科技创新和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关系产生影响,且二者的调节作用可以互相补充。在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FDI仍可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影响,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提供可能。各沿海省份应通过加强提高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并不断吸引优质FDI,缓解环境规制的约束,以达到环境保护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双赢,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东道国环境技术创新的FDI绿色溢出效应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利用1999~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技术对FDI的影响及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FDI负向影响环境效率;FDI进入对环境技术吸引力、竞争力与环境效率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港澳台FDI对环境竞争力与环境效率关系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制度环境显著地减轻FDI对环境效率的不利影响,且对非港澳台FDI的不利作用缓解更明显。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多种权重矩阵的实证分析

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中国沿海11省市2009-2016年的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干扰的各省市海洋科技创新纯技术效率值较高,达到或接近于DEA效率有效;规模效率值较低且严重影响到综合效率,提升空间很大。邻接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嵌套矩阵上,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对本地海洋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相邻省市虽有影响但提升幅度不大,资金投入、海洋结构水平和海洋高等教育等环境变量对海洋经济发展也都存在正向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省域创新效率——兼论环境规制的空间调节效应

从中国省域面临着FDI、环境保护及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转型问题,以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R&D人员流动权重W1和R&D资本流动权重W2下,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FDI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尤其在R&D资本流动权重W2下此挤出效应更为明显;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明显的杠杆效应,尤其在W2下此杠杆效应更为显著;加入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后,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环境规制与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动态变化关系。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政府R&D投入、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政府R&D投入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两大难题，度量二者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对研究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使用超对数SFA模型，测算出30个省级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再采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对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对二者最优强度区间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且二者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性。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0.617时，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0.798；当政府R&D投入强度高于门槛值0.109时，影响系数为0.194，政府R&D投入对创新效率促进作用持续增强。只有当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处于合理区间时，环境规制政策才能引致政府R&D投入，具有“激励效应”，进而影响农业科技创新行为，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实现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省际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11—2016年中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并引入时滞效应分析创新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海洋科技创新中资金投入比人员投入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省际差异较大;海洋科技人员素质对于创新效率有1年的滞后效应;海洋科研经费投入强度、海洋产业结构水平、外商投资利用水平与海洋科技创新效率正相关,海洋科研人员素质与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负相关;海洋科研投入强度和海洋产业结构水平分别是影响高效率和低效率的主要因素。     

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基于工业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技术效率的视角对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与中国工业R&D转换效率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而与R&D转化效率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从而支持了FDI的“双刃剑论”;FDI对工业双环节R&D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受碳排放强度、R&D强度的影响,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环境规制对双环节R&D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正效应,“波特假说”成立,预示着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技术创新实现了“双赢”.据此提出,应注重FDI利用的阶段化差异,有效选择与合理引导FDI进入,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如采用环境税、排放权交易、绿色消费等环境规制手段的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效应的测度——基于多种权重矩阵的实证

构建三投入两产出的效率测度模型,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沿海11省份2008-2017年的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借助4个矩阵3个空间模型揭示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各省份海洋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值总体不高且存在波动,其中海洋强省和经济大省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优势,而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干扰,各省份海洋科技创新纯技术效率值较高,达到或接近于DEA效率有效,但规模效率值较低且严重影响到综合效率,提升空间很大;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对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相邻地区虽有影响但提升幅度不大,其中资金投入、海洋产业结构水平和海洋高等教育等对海洋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而海洋资源水平表现为负向影响;此外,海洋经济及其发展要素存在着地理空间、经济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其中地理距离上的相互影响大于经济距离。     

FDI技术扩散、自主创新和环境规制的互动影响——中国工业1992—2010年时序数据

采用1992—2010年中国工业的时序数据,利用VAR模型、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实证检验了FDI技术扩散、本国自主创新与环境规制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扩散、本国自主创新和环境规制间具长期均衡关系;FDI技术扩散和环境规制互为Granger原因,且FDI技术扩散对环境规制具负影响,而环境规制对FDI技术扩散具正影响,二者形成"两难"互动;环境规制是本国自主创新的Granger原因,且环境规制对本国自主创新呈先负后正的累积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产出: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

基于30个省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和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分析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制度质量负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FDI溢出效应对智力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本研究不仅拓展了研究FDI溢出效应和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理论空间,同时也对提升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分析

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针对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均被缩小;环境规制负向影响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总效应的负向影响将被缩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总效应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这3种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沿海城市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能否推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正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入手,本文采用沿海33个城市2007-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U型关系,拐点值为0.4452。当环境规制小于拐点值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当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值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整个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已经越过拐点值。但是不同区域环境规制拐点值不同,其中东部沿海环境规制的拐点值最高。非正式环境规制中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沿海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密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向作用,其显著性存在区域差异性。技术创新有效推动了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外商投资阻碍了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对北部和东部沿海的阻碍最明显;贸易水平对南部和东部沿海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     

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全要素生产率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提高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新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基于2007年—2017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全要素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双向促进关系,相互促进效果较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海洋经济发展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大于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对海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通过发挥自我增强机制的提升作用,提高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促进效应,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质量,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环境规制对经济开放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苏省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开放之间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水平不是吸引FDI的Granger原因,FDI是环境规制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环境规制与进出口之间呈正相关,但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并没有导致FDI的减少,同时对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努力研发？——来自火电企业数据的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将现有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零膨胀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增强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环境规制增强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也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会导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降低,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环境规制对高耗能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16年间高耗能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限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在技术开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两阶段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高耗能产业正处于“U”型的左侧的下降阶段,严厉的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倒逼作用,该现象在技术开发阶段体现的更为明显；环境规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限值,不同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及方向都有所不同。在技术开发阶段,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成果转化阶段,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限值时阻碍创新绩效的提高,而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则有利于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最后,根据环境规制对两阶段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三螺旋理论视角下区域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分析与评价研究

通过梳理三螺旋理论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将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过程解构为“技术基础联结-技术组织创新-技术应用转化”的螺旋过程，进而构建指标体系，并借助2012—2019年相关面板数据，采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析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分析了我国沿海11省市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静态和动态效率。研究发现：7年间我国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创新传递效率为0.372，并且各沿海省市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在创新效率提升过程中，技术效率的贡献较为明显，技术进步的贡献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