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的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从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近代资产阶级正义观进行了批判，把对作为制度美德的正义的追问由形式上升到实质，从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意蕴。     

当代中国改革评价的标准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恰当地评价改革成果必须确立正确的评价标准。在唯物史观视野内,生产力标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和现实性标准是判断改革成果的基本标准。生产力是最高标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终的价值标准,现实性标准是前提性标准。但三者具有总体的一致性,具体的矛盾性。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方法是发展生产力。     

论马克思对近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通过对近代资本主义非人道和剥削的批判,致力于阐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不合理性、非正义性。马克思通过对正义存在方式的批判,把正义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历史范畴;对正义实现方式的批判,认为正义的实现必须经过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对正义内涵的批判,指出正义本质上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     

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意义上而言的。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定位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上,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又是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克服人的异化的最高原则。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 ,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意义上而言的。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定位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上 ,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又是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克服人的异化的最高原则。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高标准 ,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制度及制度创新

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制度问题是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最需要的直接条件。以江泽民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论制度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兼评"制度万能论"思想

制度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但片面理解“关键在制度”思想,无限夸大制度的社会作用,必然导致“制度万能论”思想。任何制度建设都离不开人和人的全面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追寻“人”的制度教育学——兼评李江源《走向自由:教育制度与人的全面发展》

《走向自由》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展示了教育制度内在的发展进程,揭示了教育制度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内在关联。该书以冷静而理性的思索,努力追寻教育制度本真,引导教育制度的实践:将人融于教育制度,将教育制度融于教育生活,将教育制度与人的发展,人的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相勾连,使教育制度成为人的诗意的存在。     

制度正义和人的自由:解读·观照·路径

制度正义是指社会制度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安全、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有效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自由是人们对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正确认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与制度正义关系密切,制度正义是实现人的自由的重要前提,人的自由是制度正义的价值目标。应从制度正义和人的自由出发,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     

制度建设与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社会公正理念的核心追求和突出强调.基于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本文就保障社会公正的相关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建设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前者主要讨论了转移支付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的建设,后者主要讨论了民主参与机制、诉求反应机制、整合协调机制、评估调整机制的建设.     

也谈制度伦理和道德建设

制度伦理就其内涵而言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辩证统一。制度伦理在我国兴起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制度伦理建设是道德建设的关键和突破口,加强道德建设需要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建设的有机结合。     

制度批判与制度建设——当代中国改革分析的一个视角

制度变革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关键线索,是制度批判和制度建设的统一,制度批判是前提,制度建设是目的。制度批判既有理论依据,也有人性发展依据。制度建设要形成建设范式的哲学思维,要实现由革命性思维方式向建设性思维方式的转变。制度建设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贯彻以人为本、追求公平正义、尊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等基本原则。     

对高校综合性学报性质的重新认识--以社科综合性学报为例

高校综合性学报的基本性质是学术性、综合性和高校性。在高校学报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其本质特征：突破其内向性,不仅有利于高校自身的学科建设,而且有助于高校学报办刊质量的提高;在保持综合性的前提下,应尽力探索一些特色化和专业化的路子;在正确认识高校学报价值属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办刊水平。以此来把握我国高校学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和思路,提高我国高校学报的整体质量。     

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的社会关系文明建设

在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文明建设。基于对我国社会关系文明现状的分析,文章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我国社会关系文明建设必须以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发展为出发点,坚持从现实国情和时代精神出发的和谐标准,坚持＂二个统筹协调＂,以＂公平友爱＂为目标提升现阶段社会关系文明。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本文主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调——“现实的人”的含义入手,从人的三种发展状态引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论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根本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重要条件是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有效途径是消灭旧式分工,现实基础是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和谐发展。同时,结合现实社会论述了其现实意义。     

高校基层党支部地位作用及其建设

本文阐述了高校基层党支部是高校党员组织起来的基本形式和日常管理的基本单位,是高校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高校基层党支部的作用和任务主要是积极宣传和正确贯彻执行党高等教育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本文还提出了加强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的五条措施。     

公德规范、公德意识与公德建构

公民公德意识的强弱 ,遵守公德规范的状况 ,直接反映着公民素质 ,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 ,也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概括为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在公德建设过程中 ,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充分发挥显性教育系统和隐性教育系统的功能 ,把外部因素的强迫性和个体修炼的自觉性有机结合起来 ,挖掘传统美德内容 ,批判地继承传统道德的合理精华 ,借助各种载体 ,建立良好的约束机制 ,创造优美的外部环境 ,寻求道德舆论向道德实践的现实转化途径 ,对于增强公民公德意识 ,提高公民素质 ,形成良好的公德习惯 ,具有积极的作用     

Frictions that activate change: dynamics of global to loc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or female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China,India, and Pakist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reate resources and spaces for girls and women’s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xpectations and local state relations as well as cultural norms. We examine the dynamics that foster female empowerment associated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ive NGO’s responses to enabling and constraining local needs and demands gave rise to productive friction that activated positive development. We conclude that engaging local individuals as managers, teachers or facilitators who can negotiate with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with the state is an effective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being accountable to local contingencies and norms and to global social justice principles of the projects. These models indicated that “effective scale” might better be defined a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local and global, rather than “scaling up” in size.

International NGO partnerships with several of state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leadership can be a catalyst for fundamental change, subject to dynamic engagement with productive friction that activates educational empowerment and social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