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思想与孙子兵法之相通性

《孙子兵法》虽然只是一部兵书,但其思想蕴含着一种作为主流思想所具有的广泛性。基于对佛教思想与孙子兵法交汇的分析,分别对盛行于隋唐时期大乘八宗中的华严宗、天台宗、禅宗思想在一些思想特质上与孙子兵法思想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中国宗派佛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国佛学各宗要义》读后

学术界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研究侧重于各宗派的发展历史研究,如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等,且研究成果大多数集中在中国禅宗历史上。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苏树华博士的专著《中国佛学各宗要义》     

隋唐时期佛教禅宗对儒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佛教在隋唐时期迅速勃兴，作为这个时期社会历史和化发展的结果，佛教广泛地影响着隋唐及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艺术、哲学甚至于生活观念等诸多方面，这是对中国儒学思想影响的社会基础。借鉴本土的儒学“心性论”，佛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丰富了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其中禅宗的思想对中国儒学的影响最为深刻。     

论隋唐时期佛教在荆州的传播

隋唐时期,荆州是佛教的重要传播地。天台宗师智顗到荆州弘扬佛法,形成了"荆南正法";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在荆州开坛讲学,由此开启他的弘法事业;北宗禅领袖神秀迁隐荆州,创立禅宗北宗;此后,禅宗南宗以荆州作为传播中心,南宗的荷泽神会在荆州崛起,南宗的天皇道悟在荆州创立"天皇门风",其后衍生出南宗禅"五家七宗"中的重要宗派云门、法眼二宗。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的佛教信仰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百姓阶层形成了有中土特色的佛教信仰,各地普遍建立寺院、石窟等物质化的佛教道场,民间各种佛事活动也蓬勃展开,甚至表现出极端的宗教狂热。中国佛教文化至此走向了大众化、世俗化。     

论吕潋对佛教积极人生论法理依据的阐释

吕溦认为，佛教的人生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论，积极人生主要表现为人类特有的“向善意欲”，而“向善意欲”的根源正是佛教所讲的“缘起”。就具体的缘起理论而言，业感缘起论、受用缘起论和自性缘起论分别是与个人自由、社会变革和圆满人生相对应的。因此，佛家对于宇宙人生实相的分析，并不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而是出于对现实人生实践的指导，主要是说明人生追求“善法欲”的合理性。吕激对佛教经典中“微言大义”的阐发，其实质是想借此实现传统佛教的现代转换。     

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论析

柳宗元是唐代士大夫阶层的著名代表之一。与当时一些士大夫坚决反对佛教的立场不同的是,他对佛教持宽容和接受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好佛,而佛教也对柳宗元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和立场既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又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的佛教与传播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流行.前燕幕容皝统治时期,佛教便已传入辽西地区.后燕时,佛教僧侣与上层统治者关系日益密切,并开始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辽西地区现存的北魏时期的石窟、佛塔就凸显出这一时代背景.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北魏时期的佛塔进行了翻修,出土的墓志中保留了当时辽西地区佛教居士的礼佛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辽西佛教对东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高句丽与渤海国的佛教都间接或直接受其影响.文章主要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来探讨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佛教的发展与传播.     

隋唐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与佛教传播

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鼎盛期.这种鼎盛局面的出现,是与这期间大部分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或崇奉分不开的.以对待佛教的态度为标准,隋唐两个王朝的皇帝可以分为崇佛型皇帝、重佛型皇帝、轻佛型皇帝、反佛型皇帝四种类型.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对佛教传播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论吕澂对佛教积极人生论法理依据的阐释

吕澂认为 ,佛教的人生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论 ,积极人生主要表现为人类特有的“向善意欲” ,而“向善意欲”的根源正是佛教所讲的“缘起”。就具体的缘起理论而言 ,业感缘起论、受用缘起论和自性缘起论分别是与个人自由、社会变革和圆满人生相对应的。因此 ,佛家对于宇宙人生实相的分析 ,并不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 ,而是出于对现实人生实践的指导 ,主要是说明人生追求“善法欲”的合理性。吕对佛教经典中“微言大义”的阐发 ,其实质是想借此实现传统佛教的现代转换     

山东隋唐时期佛教述论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佛教发展到鼎盛阶段。不但寺院兴盛,造像众多,而且佛教宗派传播广泛。山东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山东佛教在当时的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天台宗净土修持之特色

隋唐时期,弥陀净土信仰以其简单的修行方法（易行道）、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死后升西方净土为号召力,博得了许多信徒。佛教其他各宗派纷纷吸收弥陀净土信仰,以求发展,天台宗也不例外。但天台宗在继承慧远“念佛三昧”的基础上,从天台的立场出发,把弥陀净土信仰定格在天台“止观双修”的“观”的范畴,只作为禅观的一部分内容。试以智频《净土十疑论》、飞锡的《念佛三昧宝王论》为例加以说明。     

说隋唐佛教教育

隋唐佛教长足发展 ,除社会原因外 ,也与佛教教育密切相关。佛教教育的原则和手段有五点 :其一 ,区别对象 ,因材施教 ;其二 ,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 ;其三 ,利用教具 ,直观形象 ;其四 ,启发思维 ,由近及远 ;其五 ,形式多样 ,喜闻乐见。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述对佛教教育例不提及一字 ,这不利于认识佛教教育的历史地位和吸收其中有益成份。剔除佛教教育的宗教目的 ,其原则和作法对于今天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佛教与唐代史学

唐代佛教与史学之间彼此互有影响。佛教充实了历史撰述的内容。影响了史家的思想，尤其在历史笔记中有丰富的反映。传统史学也影响了佛教史书的观念。     

隋末唐初的隋文帝被弑说

隋末唐初时存在文帝被弑的说法,并且被唐太宗等最高统治者认可。李唐统治者虽承认隋文帝系被杀,却未对相关人物作出惩罚,而对江都弑逆事件的参与者作出了除名流放、禁锢子孙的处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与隋代两次宫廷政变特点及唐初政治形势有关。     

唐代将士与佛教

佛教在唐代的长足发展,使唐代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受到佛教的感染,唐代军营中也概莫能外。在唐代军队中,上自将帅下至士卒都存在崇佛礼佛的情况。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使得将士们极少有时间研习佛教经典教义,大多数人仅停留在认知和一般性了解的阶段。他们奉佛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心理安慰、精神寄托和解决现世之苦。     

论唐承隋制中的"孝治"政策

李唐王朝是建立在隋朝废墟上的崭新帝国,面对隋亡的前车之鉴,唐初统治者一方面注意吸取其亡国教训;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隋朝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的诸多成果。其中,对隋朝的“孝治”政策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隋初唐文学之溯源及初唐四杰排序纷争新探

新旧《唐书》对初唐四杰均做了"王、杨、卢、骆"的排序方法,然四杰诗名在当时并不统一,杨炯本人即言"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卢照邻反其道而言之,"喜居王后,耻在骆前"。从四杰诗风的比较中,撷出"汉魏风骨"这一渊源,并对其在永嘉至隋初唐之际的北朝文学的发展中略作梳理,以图重新认识永嘉文学与隋初唐文学的关系,并指出杨炯所言"愧在卢前"之深层次原因所在。     

从《坛经》看唐代的崇佛风气

作为禅宗的“宗经”,《坛经》是惠能禅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当时的唐朝流传甚广,无论是帝王的示范,还是民间的信仰,抑或是佛学文化的其他领域,都形成了一股“禅意”的崇佛风气,逐渐高涨并渐渐传播开来。因此,本文特从《坛经》出发来探讨唐朝的一系列崇佛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