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朝鲜策略》缘起及其朝鲜观探析

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受到西方势力冲击,清朝传统华夷体系面临严重挑战。清政府仍然欲求同朝鲜王朝维持宗藩关系,重视朝鲜半岛安全问题,并极力劝说朝鲜王朝开港通商。1880年,朝鲜修信使金弘集访日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与参赞黄遵宪积极游说金弘集设法劝导朝鲜君臣与西方列强立约通商,以便抵御沙俄南侵。本文主要论述了黄遵宪"劝策朝鲜"的动因,并分析了金弘集与清朝驻日使臣的数次笔谈经过和《朝鲜策略》撰写过程及其具体内容,进而阐释了该册子中所体现的黄遵宪外交思想和时局观及其朝鲜观。     

联合国新掌门潘基文

10月9日,就在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同一天,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被提名为联合国第8任秘书长。数以千万计的韩国民众忘却了朝鲜核试验后笼罩在半岛上空的阴霾,共同庆祝了这一“大韩民国外交史上的壮举”。     

试论清政府“劝导通商”策的影响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急剧膨胀,严重损害了清政府在朝鲜的传统利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在朝鲜势力的继续膨胀。以往史学界对清政府的这种“劝导通商”策多持批评态度。但清政府的“劝导通商”策挽救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朝鲜的主权,但清政府对朝鲜劝导通商使朝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一种消极政策。     

从《朝鲜策略》看黄遵宪的外交思想

当朝鲜面临俄国的侵略危机时,黄遵宪认真思考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形势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形势后写了《朝鲜策略》。《朝鲜策略》的中心论题是防俄,基本内容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和朝鲜自强。这是一篇极有见地的外交策略文书,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的外交思想。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黄遵宪的外交思想仍是传统封建外交思想的延续,在处理宗属国问题上没有创新,《朝鲜策略》仍是以夷制夷的翻版和传统封建外交的产物。     

尊重与援助:新中国对朝鲜外交方针的形成(1950-1955)

为了加强中朝友谊,缓解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毛泽东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和军队尊重朝鲜,平等待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则千方百计、倾其全力援助朝鲜。这种政策和做法,从中国出兵朝鲜一直延续到战后朝鲜的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新中国对朝鲜外交的基本方针。     

浅论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沙皇俄国由于其地理原因,是最早与我国有外交往来的国家之一,又由于沙俄军事封建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在制定对华外交政策上不同于其它西方国家的特点.本文试通过论述沙俄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以下简称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内容及影响,着重分析近代中俄两国的外交.     

试析明与朝鲜外交中的宦官群体

明代宦官擅权,多任朝廷要职,在明与朝鲜的外交中,宦使亦占据了很大地位,产生过举足轻重之影响。本文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分析明王朝不同时期宦官外交之情况,并探讨宦官外交鼎盛局面产生之原因,对宦官使节在朝鲜活动行为进行归纳,以尽可能地对明与朝鲜外交中的宦官群体有一番整体而独立的认知。     

袁世凯甲午战争前夕行为及其后果探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作为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其行为表现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不遗余力，轻率鲁莽，使日本有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极佳借口；危急关头请求内调回国不择手段，张皇失措，导致中国驻朝鲜公职人员人心浮动、旅朝华侨和华商处境异常艰难等。其举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仁政致和协和万邦--韩愈的和平外交思想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有所建树.在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追求儒家理想的愿望下,他对外交的论述自成体系,形成了契合儒家理想的和平外交思想.其论外交的宗旨是追求和平、安定天下.他提出了仁政致和、协和万邦的国策,开放门户、通商互惠的对外经贸政策.     

晚清条约外交的现代性

19世纪,西方国家在不断竞争和妥协的实践中冲破了教皇外交的束缚,确立了以条约外交为代表的近代外交体系。伴随着中外接触的渐趋频繁,清代传统的藩属体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逐渐瓦解,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艰难转型。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南北洋通商大臣,从使领制度到外务部,在制度变迁的同时国人对近代外交的制度、规则和理念持续而理性地思考着。     

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

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是双方走出外交困境的需要,同时也为朝鲜问题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政府在与美方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注意关照朝鲜的利益和要求,并承诺帮助朝鲜实现其和平统一的愿望。经过中国的外交协商及各方努力,很快解决了撤销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在解决朝鲜问题中,中方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而朝方则显得急于求成。主要是因为朝韩关系转向紧张状态,美国撤军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不过,借助中美关系缓和的东风,朝鲜的国际地位和安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此期间,中朝关系始终保持友好并有所发展,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尽力帮助了朝鲜,尽管平壤对此并不满足。     

清代中国图们江地区与朝鲜边境贸易研究

清代,清政府与朝鲜在图们江地区的边境贸易往来大体经历了定期贸易、边境通商和商埠贸易三个阶段。这种长期存在的贸易关系,促进了图们江流域中朝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     

清季三口通商大臣职能考述

三口通商大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为适应中外情势变化而在天津设立的一个新官职,设立于1861年底,裁撤于1870年天津教案后,期间皆由满清贵族崇厚充任。其最初职能为办理三口通商交涉事宜,并兼管天津钞关,后来又逐渐扩充到练兵、海防、制器诸项,并兼及地方政务领域,对同治年间的内政、军事、外交等均有重要影响。三口通商大臣职能的演变,是外国列强、清廷中央以及崇厚本人三方综合作用的结果。     

伍廷芳均势外交思想初探

均势外交是伍廷芳外交实践中积极实行的外交策略。他主张对外主动开放通商，主动因应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以争取在中国保持均势局面。这一策略有利于当时中国避免被瓜分的后果。它被后世所承继，在抗衡日本独霸中国的大陆政策方面更是起到了长期而积极的影响。     

第六讲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与万隆会议(下)

三、国际调解与朝鲜、印度支那的停战 1、朝鲜战争开始后的外交斗争随着朝鲜战争的开始,激烈的外交斗争也在联合国内展开了。1950年1月10日安理会否决了苏联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驱逐蒋介石代表的提案后,苏联代表发表声明,在国民党代表退出之前,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所以,在联合国最先反对美国关于朝鲜问题提案的是南斯拉夫代表,他们呼吁停止军事行动,提出指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证据不足,并提出邀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安理     

清光绪年间朝鲜平壤开港问题研究(1882～1894年)

清光绪年间朝鲜平壤开港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清政府控制朝鲜和朝鲜反控制的外交意愿的体现。推动平壤开港的动力来自朝鲜政府雇佣的"洋顾问",相反中朝两国对平壤开港设关反应冷淡。朝鲜国内财政危机,朝鲜对黄海、平安两道经济发展的认识以及清日在朝鲜的竞争等,这些因素交织杂糅,决定了朝鲜政府、清政府在平壤开港问题上持消极态度。     

晚清广东地方督抚对外交涉权限演变探析

晚清时期,因清廷始终奉行"外交在外"的政策,地方督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权限。广东作为清朝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其地方督抚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在清朝外交体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将选取广东地方督抚这一典型,通过梳理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不断扩大的外交权限:监管口岸通商、处理通商案件、处理教案、订约、换约、租借交涉、华工交涉、筹议设领事、边界会勘、司法交涉及矿务、铁路等诸多方面,指出晚清时期广东督抚交涉权限的演变特点,分析产生这种权限扩大和权力下移的深层原因,即是传统观念及制度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入侵致外交事务纷繁及督抚个人才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而总结督抚权限的演变为清廷中央政权的统治所带来的利与弊双重的影响。     

试论近代的地方外交交涉机关

中国近代地方外交交涉机关的存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南北洋通商大臣、地方督抚与海关道一起形成了清朝政府对外交涉的三位一体体制 ,地方督抚处于这一体制中的核心地位。1910年 ,清朝政府在有交涉省份设立地方交涉使司 ,以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 ;1913年 ,北洋政府则撤销各省的外交机关 ,建立直属中央和地方交涉机关 ,但地方交涉机关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局面并没改变。地方官员办外交 ,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口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中国以礼部或理藩院,分别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的贡使,这种结构体现了天朝大国居中驭外的政治观念,体现了“上国”与“夷狄”之间的不平等。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驻广州,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由两广总督兼职。后来,五口通商大臣移驻上海,改由两江总督兼职,管辖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的通商交涉事     

联合国新当家

今年12月31日,韩国原外交通商部长(相当于外交部长)潘基文将出任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现年62岁。幼年天资聪颖,有“英语神童”的美誉,高一时曾给同班同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