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执法立法的完善

我国环境执法面临的深层矛盾有很多,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及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顽疾久治不愈的主要根源。为此,需要强化环境司法,利用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的权力和权威,给予环境违法者审判和处罚,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裁定和调解,对污染受害者给予救济和赔偿,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人民法院诉讼不作为的原因及对策——从一起国家赔偿申请确认案件谈起

从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诉讼不作为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全过程。人民法院作为诉讼活动的主持者和指挥者,其不作为造成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下降,损害人民法院自身形象。因此,应转交观念,正确认识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健全监督救济机制;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素质。     

论检察机关的司法救济职能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赋予检察机关一项新职能:司法救济职能。该职能属于检察权行使司法化的产物,其产生有特定的法律理论、条文和实务背景。检察机关履行司法救济职能时,既要理解其特定的法律内涵,又要把握其鲜明的特征。具体而言,检察机关的司法救济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相区分,体现在启动被动性、实体决定性等;与法院的司法救济职能相区分,体现在相对独立性、效力有限性、相对中立性等。有鉴于此,应当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以司法化属性为指向,并从审查程序、通知纠正程序、反馈程序等方面完善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的程序结构。     

刑事拘留监督制度的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拘留监督工作进行试点,其中存在着立法规定欠缺、检察机关知情权难以得到保障、刑事拘留监督缺乏刚性等问题。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拘留监督采取令状主义、及时移送审查、违法拘留救济原则。完善我国刑事拘留监督制度,要确立司法授权及必要性拘留原则,完善审查决定拘留的程序,建立羁押复查制度,完善撤案监督制度。     

民众影响司法审判的途径分析

民众通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去影响司法审判,一种是直接参与司法审判,另一种则是间接监督司法审判.本文立足于我国现状,分别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媒体报道、人大监督和涉诉信访制度等四种民众能够影响司法审判的方式进行了阐述和评析.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瓶颈与对策研究

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性活动。诉讼监督权包括立案监督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和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权。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不力、对法院量刑、判决结果无针对性监督、执行监督存在死角等诸多问题。因此,立法上需要完善,检察官的现行考评制度等工作机制也需要调整。文章针对当前诉讼监督的瓶颈,挖掘其制度设计上的原因,研究诉讼监督的有效方式,从立法、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法律监督

新刑诉法第73至77条首次引入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但在司法实务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漏洞颇多,检察机关如果不能依法全面行使法律规定的监督权,脱管漏管、变相羁押现象难免时有发生。因此,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充分运用各种方式,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监督。同时应赋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控告申诉的诉讼权利和确立错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以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人的救济权力。     

警察违法暴力原因分析

警察违法暴力行为，包括刑讯逼供等职务暴力，也包括其他非职务暴力。警察违法暴力根源于警察权的天然暴力性。人们对警察的畏惧与对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警察违法暴力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司法授权、司法监督、司法救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位以及现行警务管理体制的弊病则在制度上催生了警察违法暴力。此外，警察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防治警察违法暴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法治文化问题。     

借力刑诉法修改，探索法律监督新机制

刑诉法修改,加大了检察机关在侦查、审判等司法过程中监督的权力,如何更好借力刑诉法修改,建立法律监督的机制,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本文在法律监督方面做些理论上的探讨。     

辩护人申请向控方调查取证制度再探

在立法所规定的内容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收集到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之后＂未提交＂的制度空白成为制约＂申请向控方取证＂制度运行的关键因素。由此可以推断＂申请向控方取证＂制度在辩护方自身和向检法机关申请两方面都将存在实施困境。公权力救济无效和侦查阶段控辩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所导致的辩护方力量孱弱是上述困境出现的极为重要的两个因素。要彻底改变此这一困境,就要提高审前程序辩护方地位,同时营造发挥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发挥作用的空间,遏制侦查机关的权力扩张;在审判程序上提高法院地位,实现审判中立;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的诉讼程序和救济渠道。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违法性认识问题

1997年刑法典中没有规定违法性认识,而是采用“社会危害性”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当时打击犯罪的刑罚理念。随着人权保障条款入宪及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使我们不得不面临违法性认识要与不要的理论争议及司法处理难题。重新对违法性认识的概念、内涵进行厘定,并对两大法系的不同处理方式进行梳理,借鉴其立法上予以规定、司法上符合情理的解释方法。客观分析我国刑法适用中违法性认识与社会危害性认识、犯罪故意间的理论混乱、司法界定模糊的情况,提出有限度地引入违法性认识理论,将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认定要素之一,并进一步提出推定的认定方法予以解决。     

违法性认识错误与过失辨析

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情形,直接影响主观罪过的成立与否、成立形态,并最终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与犯罪故意的关系上,对违法性认识错误与过失的关系研究相对缺少。违法性认识是轻信过失的必备要素之一,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轻信过失的成立;违法性认识不是疏忽过失的构成要素,违法性认识错误不阻却疏忽过失的成立。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只可能存在疏忽过失一种罪过形式。     

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审判“依据”地位质疑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审判"依据"地方性法规,但《立法法》与司法解释却有不同的规定。司法实践并不认可地方性法规的审判"依据"地位,表现为适用上位法而绕过地方性法规,直接评判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等。文章认为在行政审判中,地方法院应主动审查待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有权在个案中不适用违法的地方性法规。最高院应取得确认地方性法规违法的权力,可以宣布违法的地方性法规无效。     

刑民违法性的比较研究

历史上的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经历了从混同到分离的嬗变。当代的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在区隔的基础上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需要对两者之间的界限作重新梳理。违法性是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核心,深入探讨违法性的差异有益于厘清两者的内涵与外延。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在违法性上的差别包括侵害法益类型、违法性的实质与违法性的程度三个方面。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追溯至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栖身"的法律文本的规范目的之上,即刑法关注惩罚,侵权责任法重视恢复。     

论违法性错误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关于违法性错误的解释,有值得反思之处。违法性认识属于故意的要件。行为欠缺违法性认识,在有违法性可能且法律有关于处罚该过失犯罪的规定时,应作过失犯罪论处;在法律无处罚此项过失犯罪规定以及行为人无认识违法性之可能时,应作无罪处理。     

对违法性意识的反思——试论违法性意识与犯罪故意的关系

违法性意识是错误论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英美刑法中,法律的不知与法律认识错误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是作为一般辩护理由在责任论中予以讨论的;我国对错误的评析则是在故意论中展开的,然而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即研究法律错误是否影响罪过进而影响其刑事责任的问题。法律错误与故意是什么关系,这实质上是从反面提出了违法性意识问题,即违法性是否属于故意的成立要件。对此,中外刑法理论上观点林立,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基本范畴着手,以英美刑法及我国刑法为视角,分析违法性意识与故意关系的实质,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合理构建——刑事违法性与违法性比较研究

刑事违法性是我国刑法学中的基石范畴,但是与大陆法系的违法性理论相比,国内对其明显缺乏深入的研究。在合理构建的刑事违法性理论中,刑事违法性主要是形式的,但同时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注重行为本身的意义,又注重行为所导致的结果的意义,是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统一;刑事违法不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不存在违法性的程度即可罚与不可罚问题,具有刑事违法性就成立犯罪,犯罪构成只是对刑事违法性内容的具体化和展开;与构成要件符合性相比,刑事违法性的范围更为合理,而且作为犯罪的同义语,它当然地包含有责性这一要素在内。     

论违法性意识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违法性意识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犯罪论体系中是否需要违法性意识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而违法性意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也与一国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和刑事政策息息相关,它反映了一国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谦抑性和人道主义的程度。文章通过分析违法性意识的相关理论,得出适合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违法性意识理论。     

违法性认识新论

违法性认识，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刑法规范的认识。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应占据何种地位，中外刑法学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既然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都反映了行为人的反规范意识，体现了犯罪故意的本质特征，行为人只要具有其一，就应认为具有犯罪故意。     

论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

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是中止犯研究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影响到对中止犯的成立要件、适用范围,甚至减免标准的看法。之所以出现理论上的分歧,主要源于对违法性与责任事后是否可能发生变化、中止未遂与障碍未遂在违法性上有无差异等前提性问题的认识不一。事实上,之所以必要性地减免中止犯之刑,首先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同时也因为减少了违法性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