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版画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传统版画是画家、刻工和印工通力合作的产物。首先版画所具有的意境和艺术构思是画家须要考虑的;其次画家的构思（底稿）通过刻工的操作,真实地刻在木板上;最后由印工精心印刷完成。明万历以前,版画的绘、刻、印基本由工匠群体完成。工匠群体有着专门分工,有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和绘图工。绘图工同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在艺术修养上有本质差别,尤其文人画家在文学、哲学和书法方面的造诣,要比绘匠深厚得多。文人画家所要表现的情感,无疑要比工匠们表现得精致和深刻。所以作为版画第一道工序的“绘”如果没有文人画家的参与,…     

广东古代刻工述略

在现代出版的关于讲述古籍版本和研究古代印刷的书籍中 ,人们往往把昔日从事书版雕刻及书籍印刷的工人称为刻工 ,又称刊工 ,印工。事实上 ,在古代并无“刻工”的称谓 ,五代时 ,雕刻书板的工人自称“匠人” ;宋代刻工 ,称为雕字、刊字、镌手、雕印人、雕经作头 ;明代刻工 ,称为刊字人、剞劂氏、梓匠、匠氏、匠、刻书人、刻字人等。① 清代则称刻工为梓工、梓人等。古时候 ,刻工地位是很低微的 ,关于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史书甚少涉及 ,因此鲜为人知。广东地处祖国南疆 ,古代图书出版业相对落后 ,刻工历史资料更是少之又少 ,兹将搜集多年的关…     

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

本文以沈善登编刊的<豫恕堂丛书>为基本依据,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书籍刻印过程中从写样到红印这一初刻试印阶段的基本程序.论文大致复原了写样、校正写样、刻版、红印、校正红印样直至修版、局部再红印等环节的工作要点,并勾稽了<豫恕堂丛书>中保留的诸如刊刻工价、版面字数计算法以及著作方与写样、刻印方的事务纠葛等相关史料.     

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新论（下）

活字印刷在古代中国没有像古代朝鲜和中世纪末期欧洲那样成为文献复制方式的主流,与其自身的特点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环境相关。活字技术适合一次性印刷大批量书籍,不如雕版技术适合长线印刷。中国地域广袤,除中央机构刻印书籍外,地方印书业也比较发达,官府、书院、私人等都刻印或覆刻书籍,一次性印量有限,多采用雕版技术长线印刷。古代朝鲜在学习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之后,与其社会特点与需要相结合,得到了广泛应用。古代朝鲜中央设立书籍院,铸造活字,统一负责图书印刷并发放至地方,活字技术正好适合大批量图书的印刷。与同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不同的是,15世纪中叶德国人谷腾堡发明铅合金活字时,正值欧洲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前夜,活字印刷适应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文献印刷和传播的需要,社会结构、工商业环境、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出版企业化等因素,推动了活字印刷在欧洲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活字印刷术虽然在中国古代并未成为图书出版的主流,但它仍在传播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雕版印刷术一道,构成了中华民族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参考文献22。     

明清广东刻书质量考述

广东地区雕版技术,在南宋时已称极精,刻印过《九家集注杜诗》和《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等"惊人秘笈"。就刻印质量而言,足以抗衡吴、越、闽三方之盛。降及明清两代,广东地区刻印书籍进入了鼎盛时期。雕刻印刷业十分普及,有些地区男女老少皆谙悉雕木刻字技术,因而受到外地的重视。明清广东地区雕版印刷,总体数量上不及发达地区,而刻印书籍的质量,特别是官刻和家刻的质量在全国是有影响的。     

自刻本

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截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于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板,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板雕印的自著《板桥…     

一份珍贵的明代刻书价银资料——从《方洲先生文集》说起

本文介绍了明万历刻本《方洲先生文集》一书中所记载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明代刻书工价资料,此类资料极为少见,是了解和研究明代雕版印书的经济成本、刻工生活状况及中国印刷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对江浙地区刻书工价和刻工生活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并通过刻工对该书的版刻时间进行了考订。     

建阳书坊接受官私方委托刊印之书

书坊,又称为书肆、书铺、书堂等,是我国古代民间专门从事刻书、售书的机构。在古籍分类中,通常将书坊刊刻的图书称为坊刻本,以别于官刻本和家刻本。实际上,我国古代书坊刊刻的图书不全是坊刻本,有一部分也是"官刻本"和"家刻本",这与古代某些书坊所兼具的"印刷厂功能"有关。古代的书坊,通常拥有书工、刻工、印工,书坊主人或聘请编、校、撰人,或自编自刻,集编、刻、售于一身,相当于现代的出版社和书店。其特点是受经济规律的驱使,以刻印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为主。版本学上所谓的"坊刻本",指的应该是这一类书坊所刊刻的图书。还有一些书坊,则经常接受官府、私宅的委托刻印图书。委托方负责出资,以及书稿的编辑和校对等,在版式的设计,纸张、墨色的选择上书坊必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办理。     

鲍廷博知不足斋刻工研究

笔者通过近两年对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刻书的研究,发现知不足斋所刻书籍和各大图书馆所保存的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中记载了不少刻工姓名,但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因此本文将尽己之所见,在辑录知不足斋所刻诸书和刻书底本中保存的刻工信息的基础上,对鲍廷博刻书的具体状况重加认识,以此彰显刻工在知不足斋刻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推进对清代刻书业的研究。     

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清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读后

本文首先考证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通志堂刻试印本《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此本系徐乾学代纳兰性德以通志堂名义刊刻,刻印时间约在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四年顾祖禹在徐氏家中坐馆期间。再以此本中的审阅者批校等为史料,考述清初书籍刻印的实态细节,具体涉及修版改字后的局部再印、刻版字数的统计方法与复核、刻书主持方与刻工的博弈互动、清初刻书家对于方体字刻本的美观性要求等问题点。     

五代十国时期书籍刊刻及其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是雕版印刷技术初步兴起、书籍从抄写文本过渡到印刷文本的承上启下时期。受雕版印刷技术推动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五代书籍刊刻取得了相当成就，具体表现为官刻滥觞；刻书规模、种类及数量的发展；技术、人才、印刷物质资源的积累传承等，为后世书籍印刷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文化·薪传篇》

<正>本书介绍了中国书籍的发展演变史,从结绳记事到近现代的图书刻印,中国的图书文化源远流长。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主要讲图书纸张、刻印技术的发展,如简帛、纸书、雕版印刷、官藏与私藏、图书目录学等;下篇主要讲中国经典古籍的编纂、刻印、流传概况,重点介绍了“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地方志”等大型图书的编刻情况和藏书现状,向读者展示了我国丰富的书籍典藏和悠久的文史传统。     

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书经费来源探析

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书在官府刻书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刻书经费来源多途，分别从礼部、工部负责书板的刻补、书籍的刷印，由户部、工部、礼部进行拨款，募集地方官署赎锾、官员捐俸和变卖庵寺银以及组织监生参与校勘、缮写、刊板等途径筹措。这极大地限制了南监刊补书籍的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刻书的数量和质量。     

略论清武英殿聚珍版书

清武英殿刻书清代刻书始于顺治朝,沿用明朝遗留的经厂工匠,刻书十余种。康熙朝重视刻书:首先于武英殿设修书处,选词臣主办其事,对编校人员要求严正,并规定于各书前列编校人名表。对写刻工匠,要求字体一致,凡方型字体,称宋体字,楷书称软体字,于刻木版之外,又刻铜活字排印铜版书,用纸以开化为上,其次多用连史纸。故康熙朝武英殿本,校书严谨,刻印精良。雍正朝只印了几种书。乾隆初年,北京铜贵,由武英殿保管之铜活字,有些丢失,主管其事者,听说乾隆铸钱无铜,借机奏请用活字之铜铸钱,经乾隆于九年御批,遂将铜活字改铸铜钱,从此清王朝的铜版书,也旋即终止。乾隆至三十年     

元代书院刻书事业述略

书院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教育机构，元代书院不仅从事教学活动，而且还从事出版活动，雕版刻印了不少高质量的书籍。书院的刻书活动推动了整个元代出版业的繁荣，在元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官刻本《九经》考略

官刊本指历代官府刻印的本子。根据古文献记载,发现五代后唐明宗时刻本《九经》开官刻本之先河,对我国图书发展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即我国书籍流通和文字传播方式由印刷方式代替过去的手抄、刻石等笨拙的方式,开辟了雕印儒家经典之先河,产生了政府的刻书事业(官刻本),规范了书籍印刷等,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中叶刻书的劳动力配置、刊版效率与刻工工作方式——以顾氏奇字斋《类笺唐王右丞集》为例

明嘉靖间无锡顾起经奇字斋刻《类笺唐王右丞集》,保留了关于刊刻进度、生产周期、雇佣劳动力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论文以该书为例,探讨了明中叶书籍刊刻中不同工种的配置比例,书版的刊刻效率,以及刻工的工作方式。认为书中保留的印刷劳动力信息虽然较为完整,但并不能体现当时典型的劳动力配置比例;刻书过程中刊版效率存在较大波动,但部分刻工在全力投入的阶段刊版效率与其他文献的记载大体吻合;奇字斋与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松散的,刻工同时还为其他出版者工作,刻工承接刻书任务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从该书提供的信息可一窥明中叶刻书作坊运作的方式与刻工的从业状态。     

明代河南藩王刻书的特点及其价值

明代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的转折时期。不仅官府刻书甚多,而且私家刻书作坊亦蓬勃兴起,图书逐渐向大众普及。藩王在明王朝宗藩政策的引导下,致力于文化事业。刻书是其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藩府所刻印的书为＂藩府本＂或＂藩本＂,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罕见的。河南是明代藩王居住集中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藩王从洪武到崇祯年间,相继刻书百余种,门类庞杂,刻工精细,印制讲究,独具特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     

明代刻工书工自署“吴郡”小录(一)

明代文人倡复古之说,族姓动称郡望。所谓郡望是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世称,称为郡望。意思是说,某族姓世居某郡为当地人所仰望,如彭城刘、太原王等。作为出身寒门"匠户"的刻工、书工多少也受到一些时尚的影响,有时在印版题名时不直接题署籍贯名称,而以古郡名冠以姓名之前,以附风雅。明代苏州(古名"吴郡")雕版印刷业发达,刻工、书工名匠辈出,     

明代湖州闵凌套印本

套印本以多色取代历来刻印的单色，并有不同颜色的批评注，色彩斑斓，纸张洁白如玉，深受社会好评。陈继儒称雕版、活版及闵氏朱评为印刷史上的三变。谢肇涮则称，湖刻书剞厥之精者，不下宋版。总之，闵、凌的套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