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与救时——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学术特色

守道与救时是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主要学术特色。晚清湖湘理学群体重视守道,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在“守道”的基础之上,他们把义理经世作为救世的良方加以提倡并身体力行,最终成为“救时”的重镇。     

近代湖湘学人与周敦颐

如果说,宋代是传播周子之学的一个高潮时期,那么,近现代（晚清至民国时期）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则是对周子之学的再次高扬。近代以来,庞大的湖湘人材群体对湖南乃至对中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许多著名学人（包括官师同道者）都推崇过周敦颐的理学地位、理学思想及其人生价值观,这既是他们对周敦颐的推崇,也是他们受周敦颐影响的表现。     

从同敦颐到王船山——论湖湘文化的理学传统及其与船山理学的关系

对湖湘文化的理学传统进行探讨的文章尚难见到。本文认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并在华夏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宋代湖南出现了一个理学传统的缘故。由周敦颐开创的湖湘文化理学传统,经过湖湘学派和朱熹及其门人弟子的发扬光大,在宋、元、明、清诸代一直不衰,影响了湖南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发展。王船山继承了由周敦颐开创的理学传统,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湖湘文化的理学传统正是船山理学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     

晚清黔籍外交官群体：发端与成就

晚清黔籍外交官是贵州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物群体，处于中国外交向近现代过渡之际，其所作所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外交活动映射了中国与西方的碰撞。该群体是晚清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外交官群体的唯一样本。这一群体的文章、诗词、译著等使外文学作品记载了诸多西方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对晚清社会的启蒙与变革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此群体以驻日公使黎庶昌为核心，以晚清贵州遵义府人士为主体。群体成员间关系密切，互动频繁，相互影响与成就。群体成员在外交活动中维护了民族利益，传承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简论曾国藩文化思想的渊源

曾国藩的文化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晚清颓废不振的政局成为曾国藩文化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独特的曾氏家风对曾国藩文化思想的萌芽成型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与同时代的理学复兴成为曾国藩文化思想最终形成的理论背景。     

晚清湖湘词人群性质考论——兼与朱德慈教授商榷

晚清地域词学发展壮大,群雄并起。晚清湖湘词坛亦涌现出百余人的词人群体,他们宗法取向较宽,或宗北宋,或尚南宋;晚清湖湘数十年未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词坛盟主;在创作风格上虽有回归花间词风的趋势,但并未形成有影响的群体性的相似词风;后期虽有十余人的湘社以及外围唱和文人数人,且有社刊《湘社集》,但它仅仅是一个偶然产生的暂时性的文人社集。因此,晚清湖湘词坛的表现形式是历时性的较松散的词人群体,远未及词学流派之高度。     

文化民族性与晚清高等教育演进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的冲击打乱了中国社会既有的发展秩序,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始发生变革。由于文化历史与传统的原因,晚清的文化变革较为缓慢并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晚清文化民族性深刻地影响了晚清高等教育的演进。     

魏源"经世致用"思想形成原因初探

魏源对晚清中国的深切忧虑,自小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尤其是湖湘文化和江浙文化对他的影响,这些都促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魏源个人品格及其亲身经历则进一步激发了这一思想的形成。魏源的师友大都主张"经世致用",他们有力地推动了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浅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家庭的渊源。其一,曾国藩自幼受教于儒家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家训的影响,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其二,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性格的"任性刚直"、"好勇崇俭"、"气太强"等特征及湖湘理学的经世传统,使得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湖湘特色。其三,曾国藩出生在重视耕读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具有良好的家风和学风,这一点可以说是他家庭教育思想的实践来源。     

文化“中央之国”的解体——从一则晚清诗歌翻译案例管窥中国现代性之发端

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在翻译国外诗歌之时的文体选择、语言态度等,包含着他们对于异域文化的理解,并同样映射出他们对于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的理解。经由一则晚清诗歌翻译的著名案例,可以看出,虽然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承认了西方在物质和制度层面的优越性,但在晚清人心中,依旧存有强烈的文化中央之国梦想。是否承认中国中心地位的失去是因为面对一个现代的世界,而并非传统中央之国的暂时没落,可以作为管窥中国现代性发端的一个开口。     

晚清文化嬗变的社会进程论析

太平天国用琊器的批判动摇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彻底扫荡了以江浙为中心的空疏无用的“考据之学”;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兴起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同时从器物层面引进了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掀起了“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从而启导了晚清文化的深刻嬗变,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湖湘经世致用的理学传统

湖湘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从南宋开始,又跟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它继承和发扬了理学的优秀文化传统,如讲入世,重躬行,通变化,讲"修齐治平",主张经邦济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单纯舞文弄墨。在湖湘学子中不乏著名的理学家:如,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理学的集大成者王船山和理学的实践者曾国藩。此外还有洋务运动的代表陶澍、魏源、左宗棠等,可以说湖湘经世致用有深厚的理学传统。     

"强自取柱"与崇高悲剧——唐浩明历史小说所凸现的文化困境

唐浩明笔下的晚清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腐朽的悲剧性时代。揭示人生悲剧命运的历史文化成因:传统的儒家文化本身潜藏着悲剧性,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地域呈现,过分强调“经世致用”,“自强不息”,酿成悲剧的可能性也就愈大。曾国藩、杨度等的悲剧,既是传统儒士之悲,更是湖湘士子之悲。     

晚清家庭小说中的婚恋观探析

晚清家庭小说由于受到中西方文化融合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除了传统的父母包办式传统婚恋观外,逐步产生了基于自由基础上的婚恋表现形态,这种新型的婚恋形态的显著特点是婚姻主婚权和婚礼形式的变化,从而显示出了晚清时期婚恋观的自由化发展。对于晚清家庭小说中婚恋观的研究能够深化我们对自由婚恋观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体会到文化对于生活的影响价值。     

近代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湖湘文化在内外交困的近代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湖湘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既表现出"惟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傲慢文化心态,又表现出虚衰受益、博采众长的非凡气度.湖湘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搏弈中,经历了一个由疑惧、排斥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融合的漫长过程,最终实现了近代文化的转型,并孕育出了湖南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群体,湖湘文化从此光耀寰宇.     

晚清三大译才之爱国情结

晚清之中国,国土四分五裂、民众痛不欲生。为救国图存,在鸦片战争与辛亥革命之间涌现出众多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以译介西方思想文化或弘扬中国文化而寻求救民救国之道。本文以晚清三大译才(严复、林纾、辜鸿铭)为例,分析了他们的爱国思想与爱国情结,以及对当代译者的启示。     

走向世界还是回归传统——郭嵩焘、刘锡鸿思想比较研究

郭嵩焘与刘锡鸿作为传统士大夫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印记,又同时作为晚清首任驻外正副公使考察西方文明,但他们的思想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其思想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要不要“师夷长技”、西洋富强原因、夷夏观。郭刘的思想分歧实质上反应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经世致用 继往开来——曾国藩总体价值评判探讨

晚清著名历史人物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下距辛亥革命整100年；逝世于1872年、下距辛亥革命仅40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是曾国藩诞辰200年。但是，1个世纪以来，中外史学界对这位军功震铄近古，传承经世理学，弘扬湖湘文化，古文雄闳奇崛、诗联恬雅醇厚，伦理与教育思想影响深远，首开洋务运动、引领中国经济与文化迈人近代化进程的关键人物的价值评判，却仍争议纷纭，迄今并无定论，甚至形成少量死结，颇难解脱。     

迷失与拯救——论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流派的价值与困境

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并至、东方与西方文化危机的并存,是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生存环境。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先后出现了洋务派、晚清国粹派、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以及新儒家等流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新文化的建设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但又具有反现代化和文化优位意识等局限性。     

论曾国藩、左宗棠家训的共同特征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与左宗棠常常并称,但其家风家训的比较研究有待深入。曾、左家训的共同特征表现在蕴含理学经世的内核、弘扬耕读传家的传统、提倡不惟科举的汇通、善用躬身反省的镜鉴、实践因材施教的方法、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等六个方面。曾、左家训是湖湘士人以理学致用的知与行,对家族和社会影响深远,对于当今的家庭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