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     

魏晋到隋唐佛像背光创作流变述考

佛教崇尚光明,认为佛的身体有种种光明,佛光在佛像中以背光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像背光的宗教内涵与艺术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国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佛像背光的创作非常发达,通过对其发展演变的整理研究可以管窥佛教的像教意义及我国佛像制作发展的艺术历程。但目前对此尚无成系统的专门论述,选取此阶段有代表性的一些佛像背光进行比较分析,述其流变轨迹,以见其由最初的依据佛经为得福报而造背光,到以背光雕刻来扩大宗教宣传的影响,再到后来成为装饰性的纯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     

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之我见

从儒学实际发展的历程来看,尤其从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发展的实际情形考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数百年的儒学非但未曾沦歇与停滞,而且在中国儒学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佛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慈善事业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在官方、民间和佛寺慈善活动三方面均得到体现.该时期由于受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和慈悲观念影响,施行慈善者遍及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慈善救济活动,对保持当时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消费

魏晋南北朝随着佛道二教的发展 ,与之相关联的宗教消费空前扩大 ,建塔寺、造像、举行斋会、烧丹炼汞的规模及奢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魏晋南北朝宗教消费的根本特点是它的贵族化。这种消费肆无忌惮地消耗社会财富 ,促使社会矛盾激化 ,促使贵族们以宗教的名义巧取豪夺 ,也促使政事荒弛。“诱于利欲”的宗教消费导致寺庙向城市集中 ,使之陷于世俗的是非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 ,因而难免兵火的浩劫。魏晋南北朝的宗教消费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妇女地位的差异及原因探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等因素南北方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妇女地位不同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从法律、风俗、执政者的态度等多个角度研究,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浅探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让位于玄、佛、道,退居次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道教流向社会上层,成为官方的正统宗教。表面上看儒学丧失“独尊”地位,实际上,道教之所以能够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是借助引儒入道的方式进行改革才得以实现的。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儒学在神仙思想、戒规戒律、道教改革和道士心态等方面影响着道教,而其原因主要在于原始道教发展出现危机、道教信徒构成的转变以及夷夏之争的促使。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农牧交融视域下中原文化对羌文化的影响分析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文化流变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是与中原民族交流较为密切的民族,随着羌族与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羌族逐渐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羌族独立的民族共同体逐渐瓦解,继承了汉族统治政策,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不断促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结合。本文以羌文化流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交融的起源动因、进程和思考,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     

浅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音乐的影响

佛教历史悠久,自东汉传入我国后,佛教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佛教在与我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对我国的诗歌、小说、书法、绘画、音乐、建筑、石窟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权威的谋求与确立——以《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为中心

《高僧传》中,佛教徒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大量僧人神异事迹,这些神异事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权威从谋求到确立的全过程。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交往类神异事迹塑造了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交往的多种模式,从不畏惧旧有神到成功制服旧有神,从旧有神对僧人尊敬、对佛教支持到旧有神受戒奉佛、完全服膺佛法,中国本土神祇体系的权威在僧人神异事迹中被逐渐消解。佛胜道巫类僧人神异事迹,通过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祇的人间代表巫者、道士威力的比较,证明佛法优于巫术和道术,进一步降低了中国本土神祇的权威。降低中国本土神祇的权威是为了抬高佛教权威。宣扬梵神威力类僧人神异事迹,凸显了佛陀及其弟子的威力,营造出中国佛教神祇体系并树立其权威。在此基础上,佛教徒还通过神异事迹的制作,成功地在"佛命"与"天命"之间建立联系,给君主的即位天命蒙上浓厚的佛命色彩。南朝君主在编造其即位的"天命"神话时,采信佛教徒的"佛命"预言,标榜其"天命"受到了"佛命"的认可标志着佛教权威在中国社会的确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美术对当时绘画与雕塑的影响

魏晋以后,佛教思想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佛教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美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对当时的绘画与雕塑产生了深刻影响.     

现当代学者评析正史《五行志》综合研究——以《后汉书》等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史学史上,《五行志》因内容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而长期遭受质疑和冷落。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史和人文学科研究新领域、新方法的开拓创新,学者开始对《五行志》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20世纪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五行志》的研究散见于各类论著中,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80年代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五行志》性质的界定;80年代后则出现新的研究视角及论著,并梳理出一些研究价值。近年来的若干专题性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五行志》特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报应、地狱及忏悔观念的传播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果报应、地狱受过和忏悔负罪等宗教观念也传入了中国。忏悔之法,作为佛教的一种宗教仪规,对中国一般僧尼乃至普通士人和民众的历史影响十分突出。忏悔观念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儒学道德自律的某种缺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文化产物,成为影响中国士人文化品格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社会群体的新映像——《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读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南北对峙、东西分裂的现象不仅给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而且给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同时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变动。在这一社会动荡的状态之下,社会最基层的人们如何生活,他们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中？     

经学传承与家风养成：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经学研习与传承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研习与传承,从源头上可追溯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家族后人。在官学衰败与家学兴盛的背景下,世家大族开创了以家族模式来传承学术、培育子弟的教育体系。家风和家学是家族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目,是实现家族门第世代传承的核心要素。世家大族对于《孝经》与三《礼》的研习与传承,推动了《孝经》与三《礼》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养成了士族子弟孝友之内行的家族风操。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之间的相互因袭,再加上儒家经学与士族门第之间存在的天然亲和力,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家族的核心思想信仰,儒家经学成为家族的核心家学内容。世家大族在家训中所秉持的教人之方与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是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并落实在家族子弟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之中。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传习,延续了因官学兴废而时有中断的官方经学传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历史使命。     

战乱与再造(二)──试论晋代中原文化变迁

两晋时期，中原大乱，名教危机，但结果并非是中原传统文化毁灭和中国的灭亡，而只是新的民族分子的加入和新的文化因素的融入。传统文化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发生了变化，以新的面貌继续存在和发展。在经历中衰和危机之后，传统儒家礼教与传统的宗族组织系统仍旧是维系社会的支柱，仍然是文化的主干。这一变化，是中原文化的再造。文化的变迁与再造，是与国家的再造、民族的融和同期进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对其音乐思维形成的影响

从魏晋开始,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成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对当时的音乐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史观发生突出变化的历史阶段。这种变化从它的历史形式来说,体现在民族观与民族政策等方面;从史学形式来说,则在史家的主体认识、史书的编撰思想中得到了更为具体、深入的体现;在民族理论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理论总结,成为历史形式与史学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并勾勒出这一时期民族史观演进的大致轨迹。     

汉晋南北朝时期荆门地区佛、道教的传播及对节俗的影响

今荆门地区与佛教结缘始于汉末,高僧安世高自北方南下曾取道纵贯今荆门地区的荆襄古道。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从荆门经过的僧人的增多,该地区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道安僧团的南下,不仅提升了荆襄古道传法的交通枢纽地位,还增强了荆襄两佛教中心对荆门的辐射效应,并直接促进了佛教在荆门地区的传播。荆门道教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作为道教主体思想的道家学说在此地流传至少已有二千三百多年。汉晋时期,太平道、五斗米道在荆门均有传播,南北朝时期,道士在荆门炼丹的事迹于史有征。随着佛教、道教在荆门的传播,该地的岁时节俗深受影响,不仅有的传统节俗发生变化,而且还出现了新的宗教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