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报刊在"洗牌"简讯四则

近年来,包括中同台湾、香港在内的海外报刊,一直在进行着“洗牌”活动。据台,港等有关媒体报道,在报刊的“洗牌”活动中,一些知名报刊近期也遭停刊的厄运。     

以上海为例探析战后国民党新闻统制制度的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称实施宪政,但其新闻统制制度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以上海为例,国民党新闻统制制度在战后的变化和特点主要有三:一、国民党党部及其宣传部门由台前退居幕后,政府行政部门开始介入并成为名义上的主管部门,形成了一个党政军特“四位一体”的多头管理机制。二、国民党仍将扩充党报实力视作新闻统制之重点,但在手段上则主要由国民党人、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以个人名义办报,实行特务统治。三、利用所谓“技术”的控制手段,限制民营报刊的发展,摧残一切于国民党统治不利的异己报刊。     

论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报刊及发展特点

论文阐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七七”事变爆发之前这十年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报刊、共产党报刊以及私营报刊的发展历程,并指出这一阶段报刊发展的主要特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退稿评价

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中文报刊和出版社,在退稿时通常都比较客气。相比之下,外国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稿子被退还之余,还不免被编辑“直言相告”,甚至是挖苦讽刺。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曾得到过这种待遇。     

中国报刊博览会将赴港展示

中国报刊博览会组委会负责人9月29日晚透露:此次大部分参展报刊将于12月21日至30日赴香港展出。此次博览会盛况,令香港有关人士称道。中国报刊业发展之快,报刊品种之多,质量之高,实出他们意外。他们说,海外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至今未消除对大陆报刊“千报一面”的误解。因此建议将这些特色各异、色彩纷呈的报刊赴港展出,既可以改变这种印象,又可以扩     

短尾猴变野人的真相——离奇情节源出于一江湖人之口

前年二月,由湖南运抵武汉的“毛公”,经鉴定为猴科猕猴属中的雄性短尾猴。但在鉴定前夕,国内一些新闻报道曾将它说成是“野人”而轰动了华夏,震惊了海外,连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等海外报刊也相继作了报道或转载。出现这种虚假报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人为地捏造离奇诱人的情节,抬高“毛公”的身价,造成“毛公”就是野人的错觉,藉以赚取钱财。这只“毛公”,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由湖南省新宁县水头乡平栗村两位农民,在该村后面的平栗山腰砍柴时发现的。经他俩呼唤、策划和指挥,由同村二十九名村民和两条猎犬,通过近半个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武汉新闻界

一、国民党宣传中心由广州移至武汉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武汉不仅是全国的革命中心,也成了全国的新闻宣传中心。武汉攻克前,大部分报刊在帝国主义军阀的控制下。北伐军进入武汉,一些反动、黄色的报刊慑于革命势力,纷纷自动停刊。打着中间旗号的报刊继续出版,但不时发出诋毁革命的言论。为整顿武汉地区的新闻事业,北伐军总政治部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颁布了“新闻检查条例”,规定所有     

1927～1945,国民党海外报刊的管理体制

1927年至1945年,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外报刊管理体制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民国南京政府这一时期新闻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海外报人、报刊施行思想控制、人身控制、活动控制和言论控制的重要手段。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尽管其具有鲜明的海外特色,并可能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钳制进步思想,控制和利用海外舆论,维护其在国内的统治。     

某些周末版的“贴近”

近见一些报纸的“周末版”以及属于“周末版现象”之列的一些报刊,发展势头颇硬,但“异军突起”之中,就难免泥沙俱下,少数周末版还着实令人担忧。有同志指出,它们有“一黄(黄色)、二黑(黑色恐怖)、三假(失真)的错误倾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多半是这类报刊编者的办报思想出了毛病。很少关心如何把报刊办得更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而是一门心思去拾取某些西方报刊     

《中国记者》读者调查报告

“谁是我们的基本读者”? 1993年第九期《中国记者》刊出以《请您参与办好<中国记者>》为题的读者调查问卷后,共收到1003份问卷,来自除西藏、湾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甚至有远自墨西哥来的。 一些读者工工整整抄下问卷,绝大多数读者都写下了感想、批评和建议(下期将摘发部分读者来信)。其中,来自中央级报刊台的问卷有16份,省级报刊台的72份,地市级报刊台的205     

“孤岛”书刊丛谈(四)——《?(大耳朵)丛书》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新的反共高潮,他们制造分裂,镇压人民,在中国上空,满布黑云,并在“孤岛”的上海乃至海外,同时嗾使御用报刊造谣污蔑,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造成抗战前途极为严重的危机。大敌当前,我们为了坚持抗战,必需把顽固派所     

不是“海外”

笔者在审读书稿中经常遇到错用“海外”一词的情况 ,比如“海外大集装箱班轮公司有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日本邮船公司、香港的东方海外集装箱船公司、台湾的阳明海运公司……”近日在阅读报刊时也不时见到这种情况 ,如《中国图书商报》2 0 0 2年 4月1 1日第 2版“法国阿歇特公司、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美国国际数据集团、香港出版联合 (集团 )有限公司、香港出版总会、香港汤姆集团等海外出版机构对中国出版集团的成立发来贺信、贺电”。其实“海外”即“国外” ,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面环海 ,其含义由此而来并沿用至今。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海外华文报业历史和现状概述

近年来,国内对海外报业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已开始重视。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些报纸是国际新闻事业中不容忽视的部分,也是中外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起源对海外华文报业的起源,学者们从不同的概念出发,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沿用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的材料,认为“海外中文报刊的鼻祖,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将杂志包括在内的报刊史的角度。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随后在巴达维亚等地出现的类似出版物,“主要任务是宣传基督教义及介绍欧西新知识。新闻报道还是处在次要地位”,“由刊物内容及出版次数来看,充其量,只能说这是杂志而已”。他们认为“完全具备现代报纸各种特征的刊物,都要等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从新闻史而不是出版史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不该“避众就亲”

不该“避众就亲”●红烛与几个喜爱学习的百姓闲扯，大伙都有一个感觉：时下一些报纸，尤其是市县报，很少再采用群众来稿，地方新闻十有八九是“本报记者”写的，即是副刊专版，也大都由宣传、新闻部门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以及一些文化名人等“亲”、“熟”者包了。看稿子...     

新媒体时代体育报刊经营现状与策略

由于国际体育赛事的频繁,中国的体育传媒也频频在困际赛场上与海外同行同台竞争.国内专业的体育报刊面对这种竞争与挑战,在人力资源、发行机制、广告机制卜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化运作机制.除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机关报<中固体育报>外,体育类报刊发行量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个人购买实现的.因此,体育报刊无疑是目前中国传媒领域中市场化最高,也是发展最充分的一部分.     

国内“非主流报刊”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报刊业加快了改革步伐。随着市场化改革有序展开，本着“优胜劣汰，管办分离”的方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加强对小报小刊的治理整顿力度，一大批小报小刊，包括一些专业机关报实行了关停并转，部分长年亏损、发行量小的小报小刊被叫停，部分报刊转由大的党报、报业集团来经营。“忽如一夜资金来，千报万刊梨花开”，当初“非主流报刊”（注）的出现，有历史与化的背景，也确实扩大了新闻阵容，推动了新闻竞争，丰富了报道内容，使报刊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政府主管部门的角色由“办媒体”向“管媒体”转换，“非主流报刊”在治理整顿后的生存状态仍不容乐观，那么，面对这些变化，他们如何应对？又该如何发展呢？     

台湾当局“台独”政策对台湾广播的影响

台湾在政党轮替的过程中,在彼此的政治斗争中,出现了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和以亲民党、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媒体的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业的变化,既反映了媒体的一般变化,又有其自身特点。在民进党末取得政权以前,由于国民党长期的一党执政,控制了新闻资源,代表民进党的媒体力量弱小。然而,当政后的民进党,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不断控制媒体,壮大亲民进党的媒体力     

把握“热点”主动出击

我是中新社记者,“两会”期间主要搞对外报道。会前,我看到,在北京饭店,来自港澳地区的记者包了十六、十七两层楼,这些记者所在的报社都派出二三名干将前来采访,不仅每个房间都配备了文传机,有的还带来了图片传真机。 240多名海外记者前来报道“两会”,一方面扩大了“两会”的影响,宣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给国内的对外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对外报道稿件不能在这种竞争下挤入港台海外报刊,海外舆论完全没有我们的声音的话,     

十年内战时期江西新闻事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国民党江西当局十分恐慌,随即加紧对新闻舆论控制,强令各报宣传反共。曾经在大革命中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南昌《民国日报》也开始转向,先是刊登所谓共产党在江西执政的“秘史”,后又连载所谓“党义”,它在国民党右派控制下变成了反共宣传工具。1930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出版法”44条,规定所有报刊都要经过有关机构审查登记才许出版。     

在别人耕耘和收获过的土地上劳作

在别人已经耕耘和收获过的土地上劳作,能够有什么作为?这本是当新闻记者最忌讳的一种状态?但出于种种原因,我们不时地陷入这种状态。《血染的希望》一文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刊出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信中多表达了对主人公的无比崇敬之心和对环保事业的热心关注。文章发后被一些报刊转载,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就此作了专题节目。数月后,《读者》转载。我又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有些人专程来深圳,参与“保护长江源”的活动。一些企业也主动提出出资出力,继续索南达杰未尽的事业。文章的影响之大,是我没有料到的。因为这并不是新闻。此前一年多,国内的一些报刊就已经就索南达杰的事迹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其中不乏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