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政治与科举学

科举政治是指以考试选拔为官员主要录用方式的官僚政治.科举时代多数中高层官员由进士出身,而科举牢笼天下英才,不仅能消弭反叛力量,所选拔者尤多报效国家的志士.科举与古代地缘政治、吏治、朋党等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从科举选拔出来,科举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利大于弊.科举政治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促使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清代科举世家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文献考述

河南固始吴氏家族是中州科举望族。明季以来,河南固始吴氏家族科举仕进、代有闻人。该族文化底蕴深厚,族谱、家乘皆修,族内多人留有著述,但存佚情况不明。经考可知,其族谱、家乘乃至庄规皆存,族中至少15人有著述行世,著(辑)书总书目50余种,今存约30种。这些文献在推动状元吴其濬相关研究、钩稽新的仕宦交游网络、补地方史志之缺、辑时人文集之佚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清代三大科举弊案

清代,大的科场案（由科举引发的舞弊案）共有三起,分别为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     

科举弊案的防范及处罚

科举考试曾被视为天下选拔人才至公的制度而维持了1200年有余,但在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产生了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弊端,尤其是考试中以非正常手段获得成功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科举制已经废止一百余年,但其防治舞弊的措施与方法仍然对现代考试制度有着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清代科举经费的管理制度研究

滥觞于宋代的科举经费初以资助士子旅费为主,明代经由里甲银支出对士子的资助范围有所增加,然终不为常例。直至清代,科举经费支出才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经制支出,遵循"入有额征,支有额出"的规定,一般支出内容为乡试士子的路费、会试举人路费、考官路费、科场经费和赏赐费用。但是科举经费支出数额较少,与其抡才大典的地位多有不符,为了保证这笔经费的有效使用,清政府制定了一套管理科举经费的制度,这项制度适时而变,不断寻求规制中的突破,以期科举经费效率的最大化,结果庶几如是。     

清代科举与闽都文化

清代,福建的文教事业处于领先地位,这在科举方面有着明显的反映。首先是确定了科举、文教大省的地位,在科举考试中享受到了大省的待遇,这表现在乡试主考官的选派、乡试中额、学额等方面。其次,福建属于边远省份,因此,也享受了一些内地士子享受不到的待遇,士子对朝廷的优惠政策积极回应,苦读风气日渐浓厚,文教事业稳步发展。再次,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士风朴实,反应在科场中,就是很少冒尖,也很少惹祸,乡闱稳定,这是科举、文教平稳发展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之一。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可以透视闽都文化的一些特征。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清代武举与八旗科举

清代武举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取士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自身民族特性的写照和反映。清代武举考试在嘉庆帝以前不但将文试与武试分开来进行,而且也比较重视文试的功能。武举中对各级考官的设置参照文举进行,在考试级别中也设有殿试一项,同时采取了复试的办法以搜罗人才,并借此严肃考风考纪。清代八旗宗室内部的官学与举业也同样以其民族性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举,八旗内部无论是文试还是武试均恪守“祖制”,时刻保持本民族的尚武传统。就科举考试而言,清代武举与八旗官学和八旗科举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它构成了清代科举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政策,早在元明清科举考试中已实行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尤其是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清代科举少数民族政策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元明科举少数民族政策,具有历史前瞻性和合理性,对当今高考民族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甘肃省图书馆藏三种地方科举文献介绍

科举文献是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历史的文献,其种类繁多,又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今甘肃省图书馆藏三种地方科举文献为甘肃士人刊刻的各类硃卷、甘肃乡试同年齿录与甘肃乡试题名录。     

清代顺天乡试案研究

清代科场案接二连三,对清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顺天乡试案在清代科场案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相对于其他省闱的乡试案,顺天乡试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很值得大家关注。另外,顺天府地处京畿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属于直隶省的一个府,因而对于顺天乡试案的研究是河北科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游走于科举与高考之间:一种超越的科举整体观

游走于科举与高考之间是刘海峰教授的一种超越的科举整体观,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打量整个科举社会,对科举的评价从单维度向多维度推进,整体地展现科举考试的全貌,同时为现今的高考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刘海峰教授的科举学研究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从科举中来,到高考里去。     

清代徽州文会运作及其科举功能

清代徽州文会是专为读书人而设的文人组织,数量众多.就其类型而言,以血缘性的宗族文会为主体,地缘性的社区文会、合都文会也为数可观.清代徽州文会的资产主要分为田和钱两种形态,其来源有集资入股、乐输捐助及付喜庆银等其他出银形式.为保证会产增殖,文会购置并出租田地屋店,还以"打会"形式将银钱借给会员收取利息.围绕会产的管理与使用,文会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清代徽州文会的功能集中在科举方面,日常活动以会课为主,训练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技巧,帮助他们熟悉科举考试的环节.文会资产则主要用来奖助科考,为士人提供盘费.文会的正常运转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徽州科举的兴盛.     

蒲松龄的科举情结与科举批判

蒲松龄大半生累于科考,科考失意使他对科场黑暗现象充满深切的怨愤,而个人理想与价值期待又使之终生对科举功名有着难以割舍的迷恋,这种情结反映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对科举的批判就体现为鲜明的个体主观色彩,体现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     

清代科举士子在台湾的影响研究

清政府在康熙年间收复台湾,随即在台湾推行科举制,科举制的推行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台湾意义重大。取得功名的科举士子不仅极大的提升了自己和家族的地位,与此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成为士绅阶层的科举士子积极参与文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影响了台湾文教和社会发展,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繁荣。     

清代非独立型科举考场考论

清代是中国历代科举考场制度建设的最高峰.除了殿试,从最低级别的童生县试到最高级别的举人会试,均出现了专用科举考场,但普及率各不相同.为了既能节约考试成本,又能为考生提供应试便利条件、加强考试秩序管理,清代各地将试院、考棚等考试功能建筑与政府衙署、地方官学、书院、文昌宫等公共建筑结合在一起.与其他专用科举考场一样,非独立型科举考场同样是清代地方社会努力追求科举考试制度公平的重要表现,体现了清代科举考场"以公益求公平"的文化特征.     

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