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承担社会道德教化责任的社会学思考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多元社群共存的文化同构与改造时期,培养既顺应主流文化方向又能平等对待每一种伦理样态的新时代社会建设者是诉诸高校社会道德教化责任的客观要求。对此,"价值多元"的高校角色定位恰逢其时,它不仅符合社会自由开放过程的跨文化心理特征,也代表着高校前进之路必备的道德理性的崛起。文章基于"道德相对主义"理论之于教育发展的可取之处,分析高校"价值多元"角色的合理性,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高校承担社会道德教化责任的开放体系。     

论评价企业行为的道德原则

企业行为既是经济行为也是道德行为，因而对企业行为进行道德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对规范企业行为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评价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原则，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符合人性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此外，还必须建立企业德行代价的社会补偿机制。     

科学家对社会的道德责任

在陈述和比较科学家对社会无道德责任和有道德责任两种对立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科学家应该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科学家为什么应该对社会承担道德责任?科学家对社会必须承担哪些道德责任?     

分权化国家政府间高等教育支出责任的划分——以欧洲四国为例

高等教育支出责任划分涉及政府间分担的高等教育公共支出比例及其承担的高等教育分项支出项目。依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分析了政府间高等教育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要求。以瑞士、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四国为例,介绍了分权化国家政府间高等教育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政府财力配置、历史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支出责任划分的影响,总结出分权化国家政府间高等教育支出责任划分的五个基本特点。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优化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支出责任划分的若干建议。     

购买盗版行为责任的法律与伦理分析

购买盗版行为应承担何种责任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议。从法律理论和实践上来说,购买盗版行为不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此行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此行为是一种非法且不道德行为,它违背社会主要伦理原则：公正原则与人道原则。购买盗版行为主体应承担道德责任,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与自我良心的责备。     

科斯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与矛盾

科斯认为,社会制度安排所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确保效率,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是应该确保自由。在科斯理论框架内,科斯的效率首要原则的贯彻,不仅意味着要容许国家把强制行为广泛地扩展到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外,而且还会要求否定作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之本质的财产私有制原则。可见,科斯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一致和对立,认为科斯是新自由主义者是不科学的。科斯的效率首要原则表明,认为科斯是效率主义者,更符合其经济思想的整体的实际。     

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其对后世伦理学的贡献在于,既坚持道德的理性本质,又不是诉诸构建理性,而是主张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他认为,伦理德性帮助人们找到“合理原则”,使其行为合乎中道;理智德性使人触及普遍的本质,使人们的行为合乎完满德性。两种德性相辅相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性。     

论亚里士多德道德目的中的理性因素

在关于道德行动的正确目的如何获得的讨论中,由于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为伦理德性给予目的,而伦理德性又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德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伦理德性是非理性部分听从理性的德性,而且伦理德性不能离开实践智慧而存在,因而对于道德目的的确立问题的讨论就出现了理智主义与非理智主义之争。通过对不同主张的分析可知,尽管伦理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德性,但却是非理性部分听从理性的德性;其形成,即习惯化过程本身就需要理性的参与;并且,道德目的在确立及其实现过程中受到理性的规定。如此,这一方面反驳了非理智主义者所认为的伦理德性给予目的是一非理性过程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分析了理性因素在目的确立过程中的具体发生及其功能,从而辩护并推进了理智主义的主张。     

试论大学社会责任

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与动态变化的高等教育环境使现代大学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制衡,迫切需要完善大学社会责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原则。什么是大学社会责任,大学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大学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是三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要以"使命确立-责任共担-机制保障-文化创新"为行动框架和实现路径。     

教育行政问责中的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构成了教育行政问责制的责任追究体系,其中法律责任是教育行政问责体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责任承担形式,政治责任比法律责任具有优先性,道德责任是教育行政问责体系中标准最高的责任承担方式。教育行政问责中责任追究体系的完善,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使行政人员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时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强化道德的制度化建设,使道德责任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