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论辩”专题分析

"论辩"专题(单元)是苏教版《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的第一个专题,论辩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文体之一,论辩文有论有辩,"论"重在树立论点,严密论证;"辩"则带有辩驳、辩说的意味。唐宋八大家的论辩文无论在结构上、语言上还是思想上都堪称典范。     

魏晋南北朝论辩型论体文之分类及特点

魏晋南北朝论辩风气的盛行促进了论辩型论体文的发达。此类论体文按其结构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书牍体论辩文,一类是论难体论辩文。前者采用书信的格式,针对某个特定的问题进行辩论,在双方或多方中进行,具有灵活性、针对性与冲突性。后者则论与难相辅相成,既有一对一的驳辩,两人针对同一主题,往返辩论,又有多对一的驳辩,一论既出,数篇竞驳。论难体论体文具有冲突激烈、注重过程、论难双方水平相当的特点。     

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选择——《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读后

徐杰舜教授《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吸收了前辈在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加以融汇,从多角度、多层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建构原因和结构进行细致论述。它的多元与一体是理解中华民族民族认同的概念工具,历史与多元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和而不同＂,现实与一体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同而和＂。     

以韩愈为例论我国古代论辩文的几种文体

论辩文是一种论证事理、阐明主张的文体。前人根据论辩的方式,将论辩划分出论、辩、说、议、原、解(释)等体式。这在西方和现代的论辩文中是见不到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特产。以韩愈散文为例,我们可以领略论辩文的几种别致的体式。     

简论佛教逻辑论式的性质

关于佛教逻辑的论式,学者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其性质是演绎,有的认为其性质是归纳,也有的认为是类比。其实,应该从论辩或者论证的角度来看待佛教逻辑的论式性质,而不能只从推理的角度去看待佛教逻辑的论式性质。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看,佛教逻辑论式是一个论辩的程式;佛教逻辑论式是一个论证式,而不是推理式;佛教逻辑论式带有明显的心理因素,是"实践的论证"。     

中国古代论辩艺术例说

中国古代崇尚论辩,论辩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远在周朝的《尚尧典]就有了论辩文,而春秋战国时期,诸并起,百家争鸣,论辩之风日盛,从秦汉到明,两千年来,舌辩之士始终活跃于政治舞台,们运用各种议论方法,抒发己见,反驳敌论,自己的仕途开拓了道路,也为我们后人留下珍贵的论辩范例。现选出其中几例略加解     

图书馆生存发展问题的哲学思考

一元宏大社会体系的解构及多元后现代生活世界的到来,是图书馆生存困境的时代根源。只有运用马克思与孔子的多元一体论的思想方法,让图书馆成为"发展着的有机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的生存发展问题。     

试论言语修辞在法庭论辩中的运用

本文从言语交际的效果与言语修辞的关系角度出发，从明确论辩题旨、适用法庭情境、精心推敲词语、恰当选用辞格四个方面论述了言语修辞在法庭论辩中的运用。同时文章指出任何无视客观事实和法律法规，只是企图通过所谓修辞手段产生论辩效应，操纵听众，哗众取宠的做法，是法庭论辩的误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论辩艺术

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历来被人们所推崇。长期以来,读者多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评价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而对它作为辩论文的论辩特色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其实,庄子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写作散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出和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庄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文学技巧,实质是一种思想表达的需要。论辩只是手段,是一种因有“论”而巧“辩”的特殊表达手法。巧“辩”中生“论”,更加丰富了庄子的精神世界。庄子散文可以说是深邃的哲学思辨与优美的散文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是论辩的抽象性与形象性有机统一的杰作,从而构成了先秦诸子论辩散文中的独特类型。     

论辩演讲对提高语文素养的作用

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明确提出了“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目标 ,本文通过对语文素养具体内涵的剖析 ,论辩演讲对语文素养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论析 ,认为锻炼培养学生的论辩演讲能力是有效达成“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浅析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面对着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本文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内涵入手,深入分析了全球化给中华民族认同感带来的挑战,阐述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增强我国公民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几点对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本研究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视角,分别从社会表征理论和话语分析两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机制。具体而言,在社会表征理论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表征,是在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条件下、以锚定和物化为两种基本的社会认知机制,具有社会共享性和行为差异性、社会根源性和行为说明性、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动态性等特征;在话语分析层面,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解构、话语转变和构建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分析,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区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用情境差异,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具象化,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要兼顾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统一。从社会心理视角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有助于从"心"出发,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之审美追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终极追求,体现了古代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和宇宙观。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结合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等经典论著,通过对＂心物关系＂的艺术心理特征和＂得意忘象＂的艺术心理过程的逐层剖析,探析中国古代艺术家＂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必要应对 --兼及"天人合一"的文化重建功能

在已经到来的全球化背景下 ,人类社会的既定规范遭遇严重冲击 ,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国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该文立于文化哲学的高度 ,重点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矛盾关系时的现代文化身份 ,进而就中国文化新世纪重建的基本路径及可能前景作出乐观描述     

略论中国现代教育哲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在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确立之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中国现代教育哲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１、中国现代教育哲学的发展未能古今贯通和中西合璧;２、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着“五多五少”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速度;３、教育哲学的理论困惑。促使新世纪中国教育哲学更好地发展,可以从四方面把握：１、确定研究方法论     

把"八荣八耻"荣辱观融入学校文化建设

“八荣八耻”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立身、贵德、求真、行事”的光荣传统,赋予了全新的时代要求,为弘扬先进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要把“八荣八耻”荣辱观融入学校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系构建中,融入育人的理想人格的培养工程,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全过程,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树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的行为规范与准则。     

20世纪初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兼论历史文化认同在中国近代的发展

历史文化认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战胜无数艰难险阻、造就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精神力量。20世纪初,“反满革命”成了民族文化认同这一古老精神所面对的新的时代课题。革命派对于这场革命有两种态度。章炳麟认为,“革命”就是“反满”,因此叫做“光复”,即从“满人”手里夺取政权重归“汉人”,“革命”成功后,满族20年内不得有选举权。这种主张具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陈天华、孙中山则指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应实行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平等联合。这种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文化认同和国家统一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又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统一”主张。此后,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初步构建了其民族思想的体系。特别是指出旧史家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的观点不合史实,古代华夏族乃是“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的。又在《春秋载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情圣杜甫》等著作中,用史实对他的民族观作了较为充分的说明。这些著作成为历史文化认同这个古老主题在新时代的标志性成果。     

影像暴力对青少年的道德影响

影像暴力在影像市场大行其道,既有其历史的渊源,人性的弱点等原因,又有人为的发掘和强化。就其形态而言,可划分为话语暴力、行为暴力和观念暴力,各有不同影响。应推行民族化的影像生产和艺术表现策略,高度重视影视文化安全,积极研究和防范影像暴力对中华民族特别是青少年大众的多种影响。     

先秦和古希腊哲学的“天人”观之比较

中西哲学的分野不在其是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还是持“主客二分”的立场，而在其“天人”观和“主客”观各有其特征和内涵的侧重。通过对先秦和古希腊哲学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先秦和古希腊哲学都有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而且可以说都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天人”观主要是从性情的角度来讨论的，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命活动中的行为实践问题，主要是道德论意义上的，而后者的“天人”观则主要是从理性形式的层面来讨论的，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命活动中的认识问题，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儒学“天人合一”说辨正——兼论其环境伦理学意义

传统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真谛乃是道德本体论 ,而非“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把儒学的“天人合一”顾名思义地翻译成白话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以此来阐发其环境伦理学价值 ,不仅是解义上的根本错误 ,而且也少有建设性。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环境伦理学价值在于 ,它提示一种新的文化和哲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