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改土归流对文山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山地区的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清已经腐朽不堪,清康熙六年(1667年)开始在文山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领主制,加强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统治,改变了文山地区封闭落后的状态,对文山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

土司制度是实行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时代发生巨变的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司的许多权力已经被新型管理机构所行使，许多的单个土司都丧失了原来的权力、地位和威望，而成为新型政治体制中的官吏。可以说，民国时期甘肃土司的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依附权力实体的土司群的存在。依靠权力实体的保护，苟延残喘，使甘肃的改土归流又大打折扣。总之，民国时期甘肃的改土归流成效较大，并为解放初期甘肃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     

打喇土司考略

打喇土司在明清时期是今四川理县羌族地区的重要土司。本文将重点考证打喇土司的起源、变迁历程以及改土归流等诸多历史事实,向世人展示打喇土司的基本面貌。并以此为典型反映土司制度在羌族地区的施行状况。     

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下)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上)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清朝中央政府对湟水流域的土司管理方略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北少数民族中曾普遍实施土司制度,清代在西南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但湟水流域的土司制度却依旧存在。因此,研究清政府对湟水流域土司制度的改革措施,对了解土司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弊端,以及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方式具有典型的意义。     

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变化探究——以南甸土司为例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滇西土司制度仍保存完整。民国政府对这一制度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措施,但它最终没能彻底革除土司制度。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政府对滇西土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瓦解了这一制度。土司的许多权力被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土司制度也逐步向国家统一行政建制过渡。这为解放初期滇西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与居民生活的变迁——从湘西地方志中几篇筑城记入手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是学术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及历史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这里从现存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地区方志中的几篇筑城记入手,讨论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传播圈的形成及其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筑城活动不仅能够起到防御作用,更重要的是起着区分及教化人群的作用,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对于城内居民的身份、生活基础和民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初,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贵州,民族林立,土司割据一方,明王朝还不能控制土司割据的地盘。虽然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央统治,但是在明朝建立初期,贵州少数民族土司动乱不断,严重阻碍了明朝中央集权的推行。因此,中央政府在贵州镇压少数民族土司动乱的同时,对贵州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以此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元代广西土司的设置与分布态势探析

元代广西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行政管理机构集中分布于桂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职衔,官皆世袭,整个广西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土官土司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是元代王朝中央从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统一的目的出发,在继承历代王朝尤其是唐宋封建王朝在广西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统治制度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的一种有别于内地汉族地区的特殊统治方式,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元代桂西土司机构的建置及其规范化,是元代广西土司制度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它表明元代王朝中央对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较之前代趋于强化。     

中国共产党对“盛衰周期率”的宪政探索

如何跳出历史盛衰周期率的支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执着追求、悉心探索的重大课题。从宪政的视角加以审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民主新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历史教训,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用制度监督与制约权力,并冲破“左”的人权观的束缚,开始注重人权建设;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与依法执政理念,全面发展民主,并突出强调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深入地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终于不仅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路,而且在宪政上实现了创新。     

土家族聚居区佛教历史与变迁——以来凤县为例

土家族聚居区佛教历史发展有4个阶段:首先是羁縻制时期,佛教传入,修建了土家族聚居区最早的摩崖佛刻;其次是土司制时期,佛教被土司上层接受,得到一定发展;再次是改土归流后到晚清时期,佛教得到了蓬勃发展,一大批著名寺庙出现;最后是民国时期,佛教界在时局不定、内外交困的背景下积极进行改革,成立佛教协会。佛教通过在土家族聚居区的民间化、与其他信仰融合等方式逐步发展与变迁,并形成具有土家族聚居区地方特色的佛教传统。而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佛教自己的变革。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二)

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达七百二十五年,见证了中国古代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几个阶段。根据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文章梳理第二时期的历史沿革,认为这是杨氏家族统一,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中央政权关系密切的时期,也是杨氏土司发展走向强盛的时期。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路：历史经验与启示

历史视角中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路径,是根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内涵,把它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彰显其应有之义。基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我们走过了一条移植和模仿、学习和借鉴、自主和创新之路,一百余年的大学历史发展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在缺乏理性色彩的功利主义和缺乏人文情怀的工具主义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下,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之路异常艰辛,＂照搬模式＂、＂依附发展＂和＂路径依赖＂的建设方法,使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之路不时走上歧途。反思我国传统文化惯习,应对我国大学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该树立问题意识,提倡实践路径,注重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与教训,突出制度创新,强调创建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明代乌蒙山区彝族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

明代乌蒙山区土司均为彝族土司,其地有一套最完备的土司制度,可视为明廷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此为重点,探析了明代彝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土司授职与承袭制度、朝贡与纳赋制度、升降与赏罚制度、土兵征调制度、土流并治和土司教化制度。     

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应遵循如下路径：实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大学自治与自主办学,大学制度与社会责任的和谐。     

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特征：面相与论评

土司制度是与封建大一统制度迥然有别的特殊的地域统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封建割据性特征。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早于其原起的羁縻制度时代即已凸显出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愈加浓烈。造成土司制度封建割据性的主要原因,当缘于地方土司与封建中央王朝在行政制度上的相异性特点及由此造成的地方土司割据形势。     

论历史时期的土兵与土司兵

历史时期的土兵是本地军的意思;元明及清前期的土司兵是以耕种土司占有的兵田为生,以向土司服兵役换取田地耕种权并依附于土司的农奴。土兵与土司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职责、隶属和地位的差别。     

16世纪车里宣慰使的婚礼——对西南边疆联姻与土司制度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我们通过16世纪车里宣慰使刀应猛迎娶缅甸孃呵钪公主这一事件,来考察在中缅双重封建影响下,当地土司制度"天朝为父,缅朝为母"的特点。通过对婚礼的仪式过程、礼物、交换和朝贡的细节,结合缅甸-云南这一区域的宗教史背景,我们试图对车里土司制度和心态的双重性作出较为充分的说明。这一双重性形塑了西双版纳的王权,也形塑了当地的社会。与过去的土司制度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文不再从单纯纵向的朝贡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联姻,而是试图从中缅双方与西双版纳地方的相互关系中,展示其中在历史场景下多重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