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语言风格比较

《桃花人面》又名《桃源三访》。今存《盛明杂剧》本和《古今名剧合选&;#183;柳枝集》本。《盛明杂剧》本题名作《桃花人面》。《柳枝集》本作《桃源三访》。该剧两版本的语言皆具浓厚抒情性。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划。但《桃花人面》较精致蕴藉、形象生动。《桃源三访》则曲辞容量更大、更整饬，带有叙述性，文人色彩更浓。通过比较《桃花人面》与《桃源三访》的曲辞和宾白。探讨孟称舜杂剧语言风格及其变化。     

论马其昶"国史作《序》"之观点--兼论《毛诗序》的作者

马其昶从<诗大序>导出国史作<序>的结论.文章首先通过对<大序>文意的分析,推翻了马氏立论依据,进而从汉人注疏体例、四家诗<诗序>不同和<毛传>不为<诗序>作传三方面反驳国史作<序>的观点,最后得出<诗序>与<毛传>同出一人一时之手的结论.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比较研究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因此,在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中,三篇赋的承继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宋玉的两篇赋是后人抄袭<美人赋>的伪托之作,更有人认为司马相如<美人赋>是模仿宋玉两篇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详细地分析研究了这三篇赋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文化环境和散文赋体的"借用"、"模拟"现象,认为<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在艺术上较之<美人赋>显得稚嫩,在文化信息方面符合战国末期的文化环境,应当是宋玉的作品;<美人赋>较之宋玉的两篇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文化方面符合西汉的文化环境,应当是晚于宋玉时代的作品;<美人赋>与宋玉两篇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是散文赋体创作中"借用"、"模拟"现象的具体反映,司马相如"模拟"和"借用"宋玉赋创作<美人赋>,是赋家创作中的正常的不必惊怪的现象.     

《左传》引《诗》新探

<左传>中常有士大夫赋诗言志的记载.但士大夫引诗,多断章取义,并不一定符合<诗经>的本意;而后人不识,常将<传>意与<诗>意等同,此谬大矣.予姑考之,虽郑玄亦未能免此俗,因作陋文以辩.     

《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标音失误辨正二则

<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干"均据<集韵>"居案切"立"gan<集韵>居案切"的音项或条目,收与<集韵>"居案切"下所释"扦也"义相当的"捍卫"义等,不妥.从陆德明<经典释文>音义材料来看,"干"作"扦也"义常读"古寒切","居案切"只是个别经师的读音,两部字、词典应取消据<集韵>"居案切"所立音项或条目,将收在该音项或条目下的"捍卫"义等调整到据<广韵>"古寒切"所立的音项或条目下.<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将"狙"的"窥伺(伺察)"义收在据<广韵>所立的"jū(<广韵>)七余切"下,不妥.根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慧琳<正续一切经音义>及古书注解中的音义材料证明,"狙"作"窥伺(伺察)"读御韵去声合口三等清母(相当于<广韵>"七虑切"),三部字、词典应分别据<集韵>"七虑切"立"qù<集韵>七虑切"的音项或条目,将"窥伺(伺察)"义收在该音项下.     

《诺亚方舟》中的圣经情结

作为西方基督教的"经书"--<圣经>,曾被许多作家不断借用到作品中.名字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的剧本<诺亚方舟>也是借用了<圣经>中的情节和人物.通过对<圣经>在<诺亚方舟>中的情节、人物的构建分析,更能全面的了解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创作.     

《雷雨》与《社会支柱》

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雷雨>所受外国戏剧影响时,从妇女命运、妇女解放问题着眼,把<雷雨>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或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人群鬼>作比较.其实从塑造"忏悔人物"角度考察,<雷雨>受易卜生<社会支拄>的影响更大.作家在塑造周朴园这一"忏悔人物"时,既借鉴了易卜生塑造博尼克的某些手法,又有所创新,使周朴园的忏悔更加符合性格发展逻辑,更加真实可信.     

从《国语辞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比较看成语的规范化

以成语规范化为基点,浅析<国语辞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两部同是描写性、规范性性质的汉语规范词典在成语的形式、标音、释义、例证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揭示随着普通话的推广、随着语言规范化工作的加强,成语也在朝着更科学的规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完善.     

《韵学集成》与《直音篇》比较

<韵学集成>和<直音篇>为明代章黼所撰,均成书于明"天顺庚辰"(即1460)年,后者取名为<直音篇>,易让人误认为它是<韵学集成>所有韵字的"直音篇".本文从二书的编排体例、收字和注音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直音篇>具有注音并非都是"直音"、以部首为序编排、许多韵字的反切与<韵学集成>不同等特点.同时,认为二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当属同一音系,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姊妹篇,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韵书体系.     

从两个晚境凄凉的老人说起 --《李尔王》与《懵教官》之比较

李尔王和懵教官将权力和财产进行了不当的转移,导致了相似的凄惨晚年.文本通过两人的经历表现了个人主义与宗法制度两个不同的主题,同时主题中又都包含着共同的反讽,有着一明一暗相互抵消的价值观.即<李尔王>张扬人的个性,却又沦入现代虚无主义;<懵教官>强调宗法的力量,却又将金钱凌驾于宗法之上.     

《六韬》真伪考

《六韬》是我国先秦名兵书，唐孔颖达首先对该书产生怀疑；宋代疑古之风盛行，真伪问题一直成为争论的焦点；元、明、清及近代学群起而应之，对《六韬》疑而不信，认为该书是一部伪作。通过对存世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的考证，《六韬》确为先秦之作无疑。     

“道”与尹湛纳希的文艺哲学思想

尹湛纳希以气之流行、阴阳之循环、五行之相克相生的汉族古代哲学思想,解释宇宙万象,认为以天地、日月、星辰、万物所构成的宇宙自有其道,这就是和谐。所谓宇宙之道,包括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其中天道——和谐观,在尹湛纳希的文学创作中,逐步演变成了和谐、匀称、圆满的艺术思想。     

陶渊明的空间感与"道"

陶渊明对"道"的态度是中国人的典型代表,具体表现在他的空间追求上:方位的敏感表明对界限内空间掌控心理,对"心闲"的喜爱代表心理空间的追求,桃花源的空间模式代表中国人内向型的空间拓展,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则表明对规则的依违态度.     

从《文心雕龙》看“缺席者”陶渊明

《文心雕龙》一书中,陶渊明是未被言说的"缺席者",众多学者对此多有讨论。陶诗风格与晋宋文风的巨大反差被认为是此一时期陶诗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然而朴素简淡的诗歌风格在刘勰眼中未必就不可取,刘勰的"自然"与陶诗之"自然"自有内在相通之处。陶、刘二人在某种意义上殊途而同归。     

陶渊明的“自我”与文的自觉

陶渊明“自我”性情的寻求,与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意识的结合,开创了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大片园地,有向来为人称道的田园诗,鸟、松、菊、兰意象,有诗化的隐士新形象,有质朴平实而又不乏风趣的生活诗文,也有生的不如意而死后依然故我的文学生命新型样态。在他的意识里,文学创作如自我心迹的书写,是摆脱了物质经济束缚的纯精神境界追求。     

试论陶行知"五解放"教育思想

陶行知解放大脑、解放双手、解放嘴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的教育思想,是其创造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五解放”教育思想是他通过长期的实践,扬弃了传统教育,针对解放儿童创造力的研究而形成的。在积极倡导创新精神的新时代,推行“五解放”教育思想,可以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有利于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陶渊明"质性自然"的内涵

影响陶渊明人生道路与艺术境界的因素,除了社会环境的外因,还有“质性自然”的个性、求“静”的心态、性情之“趣”、生活之“娱”,其中“真”为最根本特性。因此,他在“养气”、“养志”中,以“屡空”的形式,“守拙”“固穷节”,坚守自己的“素抱”。在不“违己”中,“称心”、“称情”地求得人生之“谐”,践履作为人生最高准则的“道”并臻于“善”。以“达士”“逃禄而归耕”的醒世自觉,以“耕隐”生活方式,唱着“田园牧歌”走向人生之“归”,并以“自然的诗化”创设了“诗化的自然”,达到了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     

论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德育思想

教育大师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的著名命题，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德育思想，认识其德育思想的特点和价值，对于当今学校的穗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     

陶澍的陶渊明研究述评

陶澍<靖节先生集集注>是清代以传统考据学笺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作品,突破了传统文献笺释学的局限,不仅在文字校订、版本考索、典故出处、生平及著作考辨等方面有重大发明,而且探讨了陶渊明的人格、创作心理以及陶诗思想艺术特征,对开拓近现代陶诗研究新局面具有重大贡献.     

春节传统民俗略谈

自古中国春节的名称纷繁,表明这一民俗节日的源远流长及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的深广。门神、春联、雄鸡、红钱、福字等门饰,作为纳吉迎祥的新岁节物各有由来,其本身往往就是民间所用的祥物,并具有特定的岁时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