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谪黄诗作看苏轼思想

苏轼思想,特别是他谪居黄州以后的思想,过去大都认为是消极、保守的:有说以佛道虚无颓废思想为主宰,或以儒家顽固保守观念为统导。至于苏轼其人,在北宋末即列为“奸党”。解放后,有人说“苏轼在政治上原是守旧的,落后的,他是新法的反对者”,“基本上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苏轼早期思想嬗变概要

对苏轼早期思想的研究,历代学者多走入了误区。他们依据《宋史·苏轼传》和《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公奋励有当世志”和“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这两句话引出现成结论,认定苏轼自少时起就怀有尊主泽民、致君尧舜的积极入世思想。但碑文史传多隐讳溢美之辞,与实际情况不符。苏轼早年则“好道慕隐”,向往出世。因“父兄不允”而被迫应举。两举进士、名动京师。虽然仕途顺利,但仍然未能激起他“书剑报国”的雄心壮志。直到从官凤翔时,他的思想才从消极转向追求功业。     

关于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问题——析“韵高而才短”的长期误读

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历来认为是对孟浩然诗歌创作不足的批评。其实,苏轼的这一评价,是在高度肯定前提下而指出其不足。因为“韵高”是苏轼论诗的一个很高艺术境界。关于孟氏“才短”,向来解说纷纭,但多与苏轼的本意不符。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轼所谓“才”,主要指作家内在道德素养和诗歌创作表现有机结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以“学养”为核心的诗学批评概念,持此以衡量孟浩然的生活与诗作,是有所欠缺的。因此,苏轼对盂浩然的评价,是深刻而客观的。     

词赋外的天空——苏轼在黄州六年

公元1079年,即宋神宗元丰二年,在北宋政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改知湖州的苏轼因写诗谤讥朝政,被人弹劾入狱,差点丢了性命,后经多方营救,才保住性命,责受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黄州一住就是六年,直到元丰七年移汝州团练副使。从此,偏僻的黄州便因苏轼的到来而闻名后世。     

明月与大江——从两首诗解读苏轼

说来惭愧 ,我认识苏轼 ,是开始于初中时学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抒发他个人感慨的诗所反映出的这个脱离人民的士大夫孤独形象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住了我 ,于是我便喜欢起这个当时还只被认为是位普通诗人的苏东坡了。“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何等洒脱 ,何等浪漫 !然而真正理解东坡 ,读懂他的诗 ,还是在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苏轼 ,这个深陷在政治漩涡里的大文豪 ,曾因“才”而飞黄腾达 ,却也因“才”而失意不能自拔。“才华是把双刃剑”这话在苏轼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但是如果有人说仅仅是…     

感悟苏轼才情观 争做时代大先生

<正>近日阅读了《苏轼传》,深深折服于苏轼的人格魅力,感慨其“才情观”难以企及。教师要用心去感悟并积极践行苏轼的才情观,才能真正成长为新时代大先生。一、感悟苏轼贯斗才,争做学识扎实、学养深厚的大先生在父亲苏洵的督促下,苏轼少年时期就刻苦学习,在家读书时专注到“我昔居家断还往,著书不暇窥园葵”,出门放牛还能“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由于刻骨铭心、难以忘却,年过花甲的苏轼还曾梦见父亲督促学习的情境。苏轼治学强调“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读书要广积累、取精华、善运用。     

儒风道骨赋赤壁--关于《赤壁赋》中“水”与“月”启示的解读

《赤壁赋》中,主客因“水”与“月”的永恒联想到人生命之永恒因而释怀于功业难就、人生短暂,这种思维是因苏轼内心道家的宇宙观而起。但笔者认为《赤壁赋》只是苏轼短暂的自我解脱,在《赤壁赋》前后皆有作品表明苏轼并不因官场受挫而放弃儒家的进取之志。笔者试从《赤壁赋》中“水”与“月”对主客的启示谈谈自己的理解,并对苏轼的人生哲学做一点探讨。     

试论唐庚对苏轼的态度和评价

清人王士祯及《四库提要》指唐庚于“苏轼兄弟颇有所憾”，“集中无一字及之”，且“殆负其才气，欲起而角立争雄”等等，均有违史实，本文尝试通过对唐庚仕履行止的考述和有关诗文的评析，说明唐庚一贯尊崇苏轼的文章道德，对苏轼被一再贬逐深表同情，对当朝焚书毁碑的禁苏行径颇示不满。     

卢英：秀润淡雅秀润淡雅——卢英老师课堂教学艺术美学解析

中国古代美学风格论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苏轼在一次歌宴上问“善歌”的“幕士”：“我的词和柳永的词比,有什么不一样吗？”答者以“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说柳永的词,以“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蜕苏轼的词。形象准确地把握住了苏柳词的风格特色。     

试问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崖州——苏轼组诗分析

苏轼生活在“隆宋”的承平时代。时代虽被誉称为“百年无事”,然而,苏轼个人的生活遭际却是非常不幸的。其主要原因是他被卷入了新旧党争的政治旋涡之中。始则因写诗讥讽新法,酿成“鸟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继则又触怒了旧党—哲宗元祜元年,旧党司马光等人上台,苏轼被召回朝廷作瀚林院学士兼制置诰（起草朝廷诰令）,他不满意司马光对新法不问青红皂白地全部废弃的作法,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辫论中对司马光竞以“司马牛”讥之,结果,又不得在朝中存身;高太后去世,新党再度上台,对政敌进行清算,报复,苏轼又被列入“元祜旧党”而遭到更远的贬谪。被贬岭南的惠州,再贬至天涯海角的崖州。苏轼在自赞东坡像中以调侃的口吻称“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他的“功业”,就是一贬黄州、再贬惠州、三贬崖州。下面几首诗,可谓他一生“三级跳”的代表之作。不仅反映了他坎坷多难的生活,也表现了他的达观、幽默、苦中求乐的倔强性格,同时对身处逆境之中如何（走介）越苦难,也不乏某方面的人生启迪。     

“自得”之文——苏轼散文研究之一

苏轼《又答王痒书》是一篇讨论读书之法的绝妙篇什,其间所谓“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及“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云云,真可谓夫子自道,是苏轼一生求学读书的经验之谈.然而苏轼之后,人们往往惊叹其来去无端,如行云流水,“读子瞻书,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散文的功夫所在.而这功夫,笔者认为就是苏轼的“闲暇自得”.对于“自得”,苏轼本人是颇以为自豪的.他平日论文,一贯反对“程式文章,千人一律”,主张“闲暇自得”,不赞成为作文而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纵览苏轼的散文,大率都是缘乎己情己心的“自得”之文,而绝少应酬阿谀之体,这是得到时人和后人的首肯的.“自得”而冠以“闲暇”并不意味作者“无思”“无虑”、文字游戏,除人们常说的自然为文外,还体现了多方面的审美倾向.     

漫议苏轼“豪放”词

关于苏轼“豪放”词,近几年来,讨论很激烈。不揣浅陋,漫议如次。欢迎来自各方面批评指正。 以“豪气”观苏轼一些被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豪放”词作,有的并不豪放。吴世昌先生说得好:“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这类吊古词是‘豪放’词,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这首怀古词,根本不是,而且根本没有抒发词人的“豪气”。体察判断诗词的风格,是不应该仅从字面上看是否用了些气势豪雄的词语,而应该全面地着力于意     

也谈“水石相搏”的“相”字

去年第3期《中学语文》19页《释“水石相搏”的“相”字》一文的作者释译了苏轼《石钟山记》“微风鼓浪,水石相搏”中的“相”字。原文中释道:“‘相’字在古汉语中有多种解释,这里的‘相’字,只是起到了调合音节,使甸子和谐的作用。如果把‘相’译成‘互相’,那就是‘水和石互相搏击’了。水搏石可以,‘石搏水’却讲不过去”。这么讲是不符合物理学中的力学原理的。在学习苏轼《石钟山记》之时,也曾怀疑“相”讲成“互相”是错误的。但通过老师的解答和自已的思考,始觉我的疑惑是不对的。     

对《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之观照

本文继《“故国神游”尚不宜下“确解”》而运用以苏注苏之方法，认为可以确解为苏轼神游故乡，亡妻王弗多情而惊怪其早生华发。表现苏轼之“不思量，自难忘”也。     

燕瘦环肥 各领风骚——例说古诗简约与繁丰之美

《辞海》对“燕瘦环肥”的解释为：“唐玄宗贵妃杨玉环体胖，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体瘦，都以美貌见称，后因以‘环肥燕瘦’形容女子体态不同而各擅其美、各有其长。”苏轼《孙辛老求墨妙亭》云：“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故此，人们常用“燕瘦环肥”来形容诗文的简约与繁丰，意思是“短长”与“肥瘠”的诗都是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风格，没有高下优劣之分。     

谈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明亮的星。清雄绮丽的苏诗,豪放磊落的苏词,雄浑酣畅的苏文,使历代读者为之心折。这位品格正直、才华横溢的作家,在他四十五岁时(公元一○八○年),因“乌台诗案”被贬到湖北黄州。这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文字狱,是因苏轼在诗文中流露出某些不同政见而招致的一次灾祸。公元一○七九年(元丰二年)三月,权监御史里行何正臣为了泄私怨,上表弹劾苏轼对变法不满,而且是“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七月二日,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上表说苏轼“讥切时事”,他无理地说:“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     

苏轼三抄《汉书》

人们都说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天赋好,能“过目成诵”。其实并不如此,而是另有其奥秘。一天,有位朋友去看他,等了好久,苏轼才出来会见。客人很不高兴。苏轼解释道:“我正     

名人造字

有一些汉字的来由，与古今一些名人有关，说来饶有情趣。 秦始皇改字秦始皇以前，“秦”写“栗”。秦始皇认为这个字“二王坐一登（木）”，很不吉利，就改为“秦”字，因它“春”与“秋”各占一半：象征秦王朝永固。然而，后人对“秦”字提出不少非议：“‘春’而无曰、‘秋’而无火，亦不吉利。”其实，秦王朝寿命很短，不在于改一字，而在于仁义不施，民心尽失。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发展轨迹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从北宋初到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经历了它的酝酿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个发展轨迹当中，有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     

苏轼与王安石误改诗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提出的这一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王阳明指出:“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如果自恃才高,仅凭主观臆断而妄论是非,即使像苏轼、王安石这样的文坛巨星,也会因“自以为得其实”,而贻笑于大方之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他在散文、诗、词、赋和书画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民间流传着一则他误改王安石菊花诗的轶事。有一次,苏轼去登门拜访宰相王安石,适逢王安石外出。他正要离去,偶见书案上放着一篇王安石尚未完成的咏菊诗稿,其中有这样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思忖:唯有秋季才会常刮西风,西风起处,万木萧疏,群芳凋谢;但菊花恰能独傲风霜,显现出与寒冷抗争的不屈品格,历来受到文人雅士的赞美,你王安石怎么这样孤陋寡闻,竞写出西风吹得菊花四处飘零的诗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