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范式——闲话“花押印”

正"花押印"是篆刻的一种别样范式,用字大多数是楷书和蒙古文。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期花押印就已有使用。所谓"花押印",就是将花押式样刻到图章上,用以代替书写押字的印章。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中有记载:"(后)周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也就是说,花押入印可以追溯到五代。现在所见传世的"花押印"大部分为元代的作品,所以也称作"元押"。     

元代女子教育研究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的国家,蒙汉文化不断交融,相互影响。本文对元代女子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分析,认为元代女子教育在女子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     

论蒙古族作家杨景贤的散曲创作特色

在元代散曲创作群体当中,涌现出一批艺术成就较高的蒙古族作家,杨景贤就是其中之一。元代散曲创作,是在当时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蒙古族作家杨景贤的散曲创作,在蒙古族作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元剧妓女戏文化背景分析

元代妓业的繁盛、文人狎妓纳娼的生活态度以及蒙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元剧妓女戏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传统的儒家诗学精神被撕破,再加上科举的废止、文人的沦落使剧作家们背离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被迫以一种激愤、叛逆的心态在“倚红偎翠”的元代妓女戏中抒写心志,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鲜活妓女形象。     

元杂剧佳人形象文化学阐释

元杂剧中有多本以女性为主角的才子佳人戏,这些佳人都集美貌、才智与挚情于一身,还大多具有大胆奔放,热情直率、敢于反抗等特点。她们的形象是由于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元代动荡的社会,歧视性的民族政策,科举的中止以及蒙汉文化的冲击与融合的综合影响,使元代杂剧作家创作心态产生变化而塑造出来的。     

论明清小说在胡仁乌力格尔中的传播

"胡仁乌力格尔"也就是蒙语说书,其最初演唱底本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胡仁乌力格尔是对明清小说的传播,其传播形式多样、传播内容丰富,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使胡仁乌力格尔这种艺术形式成为蒙汉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展现了蒙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     

简谈元朱文

正古代印章从汉、魏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很讲究六书,也不太讲究书法。如唐宋的官印,生气较少,与秦汉的印章相比,总觉逊色。但是即使在唐代,也仍然出现个别的人物,试以秦玉箸篆或当时书法家李阳冰的篆书入印。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这些虽是极个别,但也属尚可一看的朱文印章。遗憾的是,这些印章的作者已无法考查了。到了元代,赵孟痛感当时流行的印章恹恹无生气。当时书画作品上已经风行钤盖印章,他本人又     

学点篆刻①

刻印章,因印文多用篆字,故又称篆刻。印章是(?)国优秀传统艺术之一,它和我国的书法、绘画、雕(?)等一样,是我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印章种类有官印、封泥、肖形印、花押、私章、闲(?)等。印章用朱色钤盖,钤出的印文为红地白字的,称白文”印,也叫“阴文”印;钤出的印丈白地红字的,称朱文”印,也叫“阳文”印。印章这门艺术,如果从获得的殷代三方“殷玺”算(?),已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周代以青铜质为主(?)印章“周玺”大为兴起,刻铸的文字应用“籀文”,秦     

元代非汉族士人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探论

元代非汉族士人群体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论文探究了该群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辽阔的疆域、便利的交通为蒙古、色目人的内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其有机会接触汉文化;元廷倡导汉学,科举激励、国史院等文教机构熏染,使得异族士子偃武修文;元代文化多元,但汉文化讲求"和合",蒙古、西域文化亦包容力强,彼此有着交流融合的可能。     

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成吉思汗——论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历史意义

成吉思汗出于解决"镇守"治理征服地区人才和治国方略缺乏及保护延续自己生命的需要,长春真人丘处机希图用道教思想感化雄主成吉思汗放弃野蛮屠杀政策惠泽天下生民,应邀于1222年在撒马尔罕会面。双方就强身、治国和教民问题做了蒙汉文化首次深层次交流沟通,成吉思汗可视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其后及至整个元朝道教地位高踞佛、儒之上发展迅速,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亦逐渐在征服地区采取文明统治方式。此次会面以蒙古族"敬天爱命"和汉族"敬天爱民"为共同切入点,使两种文化在相互认同相互理解基础上深入交流,成吉思汗保留自己文化独立性的同时有条件地包容和接受汉文化。这对时下的文化交流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元代文人印的复古情怀

正在元代,官印以九叠文为主,私印以花押为主,而文人书画用印自成体系。就这样,元代印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有趣局面。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元代,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无法排解受外族统治的苦闷与压抑。于是他们把精力投向文化艺术,极力想在本民族文化中找到心灵的港湾,所以这个时期的文人艺术多有复古主义的倾向。印学方面,赵孟頫和吾丘衍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     

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审美向度

审美向度,即审美的趋向、判断和评价。从《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行侧墨批对女性形象的品评和构建来看其长篇小说的审美向度是"真"、"妙"、"趣"。这既是汉族长篇小说的审美要求,又是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呼唤。可以看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行侧墨批是蒙、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蒙、汉文化相互接纳的产物。     

略论元代工艺美术的文化背景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使元代工艺美术在整个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呈现出繁荣的发展态势。文章从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文化等若干角度,对元代工艺美术繁荣背后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梳理与解读。     

在日用而不觉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人台”民族文化交融路径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贯通哲理、充满智慧、有形有感的中华文化。多民族文化交融是推动这种“哲”“智”“形”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不断创新、铸牢认同的内生势能。“二人台”是蒙汉人民共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交融逐渐形成的一种艺术形式。文章对“二人台”的形成背景、艺术人文融合、蒙汉文化融合在“二人台”中的整体呈现、新时代“二人台”蒙汉文化交融与族际认同、“二人台”蒙汉文化融合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意义和启示等进行了阐述。“二人台”作为内蒙古地区蒙汉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一条日用而不觉的民间路径。     

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

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是蒙古族教育史上最早建立的两所中央官学。这两所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接受了儒学的影响,表现了与“汉法”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从其社会效益来讲,这两所学校为元朝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蒙汉兼通的统治人才,为蒙汉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

萨都剌是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元诗坛之大家。他主要生活于元代中后期,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官场黑暗,作为地方官吏,他具有不满现实,同情百姓疾苦思想,以其诗作对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作了如实反映,被誉之为“诗史”。他出生于北方雁门(今山西代县),成长于江南,接受了传统汉文化教育,以清新雅丽诗作标帜于元诗坛;同时他作为蒙古族人,本民族的心理性格,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使他创作了不少具有粗犷、豪放民族特点的诗作,为蒙汉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享有“有元一代诗人之冠”之美称。     

童心、泛灵、哲思——从《草木河山》看鲍尔吉·原野散文的审美特质

徜徉在蒙汉文化之间,鲍尔吉·原野用自己的生命经验与创作经验提醒着我们去寻回丢失的童心,去学会以"泛灵"的方式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去创造诗意与哲思互相缭绕的健康和谐之美。     

播州土司教育探析

播州文化教育与汉文化有密切联系,元代土司制度形成后,学校教育随之兴起,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育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了播州以汉文化和古代儒家学说为主的文化教育。     

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行内侧批之同理心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行内侧批有共情的同理心,批者能够站在人物的角度感同身受,激荡情绪。这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蒙古族文化心理的渗透有着一种微妙的相应关系。《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行内侧批是蒙、汉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蒙、汉文化相互接纳的产物。     

王冕——自篆自刻的开创者

正在元代王冕以前,印章的制作分为两步,先由专业人员写好印稿,再将印稿交给专业刻制的工匠制作。在那个年代,印章的材质多为质地较坚硬的金属和玉石,一般文人无法刻制。由于工匠的文化素质不高,有时很难理解、把握印稿的意图、笔墨情趣,更难以把握精微的金石意味和韵致,由此促使了文人自己篆写印稿,自己刻制印章。王冕就是自篆自刻的开创者。王冕,字元章,是元代的书画家和诗人。他好读兵书,满腹经纶,但一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