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化”的中国式创新——曹禺剧作的美学特征

本文认为曹禺的剧作是“莎士比亚化”的中国式创新;认为曹禺剧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情节的生动性和人物形象刻画的复杂性丰富性上;作者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曹禺剧作的情节结构特征和人物形象特征,深化了对曹禺剧作的美学探索     

在命运的探幽与把握之间——试论曹禺剧作“对宇宙间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

曹禺剧作从《雷雨》到《原野》，始终表现了一种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不可言喻的憧憬”，在对人类命运的探幽与把握之间显示了其独特的追求。命运对人的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抗争，构成了曹禺剧作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而这正是曹禺剧作“说不尽”的魅力之一。     

论曹禺戏剧中的婚恋模式

婚恋题材是最能体现曹禺戏剧天才的领域之一。文章将曹禺剧作中的婚恋故事分为主仆型、志同道合型、才子佳人型等,通过这种分类研究,指出曹禺在通向"现代"之路的历程中的思想和情感矛盾。     

论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关系

曹禺剧作中的男性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懦弱型”的儿子,一类则是“权威型”的父亲.作为对立面的父与子,强与弱的反差造成了父子之间的冲突缺少一种斗争的张力,因而曹禺剧作中的“父子冲突”始终未能真正形成.而曹禺的这种创作倾向是与他的个性气质、家庭环境、童年生活及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的.对曹禺而言,他的创作可能无法超越自身的情感体验.     

谈曹禺早期戏剧的原始情结

在现代文学史上，曹禺一度被简单地划归为社会问题剧作家。事实上，曹禺作品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现实问题本身。笔者试图从曹禺对自己剧作的阐释，其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一贯性，及其剧本的结构的独特方式来解读他倡导的“原始”的真实内涵，进而揭示曹禺的剧作实际上反映的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命名存在的憧憬及悲悯的时代良心——论曹禺戏剧创作的文学普遍精神

曹禺优秀剧作的诞生至少起源于两种文学普遍精神:人呼求生存真相、为存在命名的形而上憧憬;作为时代良心的写作者直面人生的怜悯与恐惧。此两点构成一个时代作家的“基本姿态”;也成就了曹禺作品不朽的艺术性与现实性。这两种精神的共同指归在于生存超越。在曹禺“命名”与悲悯的写作中,隐含着到达这一指归的种种可能。     

曹禺剧作“剧场性”营构中的“人脂”“戏”关系

戏剧作品要在有限的剧场空间里揭示深刻丰富的社会人生世相,就须使剧场小舞台演绎为人生大舞台。因此,剧作家对“人”与“戏”关系的处理便显得尤为重要。曹禺早期戏剧能够依据角色性格发言行动,突出合乎角色情感逻辑的细节,展示角色间互为作用力的关系,这是剧作家依托“人”“戏”关系成功营造“剧场性”的关键。曹禺后期的剧作,在人物塑造以及剧情建构方面与前期相比则呈弱化之状,由此造成的审美萎缩,值得深思。     

《北京人》主题意蕴浅谈

曹禺至今仍被公认为“五四人物”，主要在于其早期剧作中奠定的对人之精神的深层关注。曹禺是现实主义的。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又突破了对历史与人生的纯现实观照。而常常指向作为存在的人生和“宇宙间涌动着”的种种神秘的生命情绪。四十年代。在曹禺积极热忱地运用话剧质询现实生存、呼应时代变革的表象下。     

人性的复苏与抗争——论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兼及曹禺的女性观

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大胆﹑叛逆﹑与众不同,曹禺把她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凸现出来,她们不再是男人的影子,而是像男人一样能够争取主动权、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也是曹禺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的创作特点;但剧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在她们悲剧性的人生历程中决不起主导作用,“情出于性”,所以,作者从情爱角度,将其投放在情感的三角关系中,用人性化的文笔剖析中国千百年来封建女性悲剧的实质——人性的复苏乃至与整个男权社会抗争造成的悲剧。     

“不可相信的参差”——接受视野中的曹禺剧作

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接受视野中的曹禺剧作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曹禺剧作如何被“误读” ,二是造成这种“误读”的主客观原因。文章认为 ,对曹禺剧作的误读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即来自内容方面的误读 ,来自表现技巧方面的误读 ,和来自剧场效果方面的误读。而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读” ,时代的期待视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看来 ,对曹禺剧作的“误读”虽然迎合了时代期待视野 ,有利于当时观众的接受 ,但同时也将剧本所包孕的丰富内涵简单化了 ,而且导致了主题的单一和人物性格的扁平 ,甚至扭曲     

"通灵宝玉":戏剧家曹禺的凡人情怀

曹禺建国后戏剧创作的跌落,许多论者曾从不同的维度探讨其构因.论文从主客体的关系切入,着重论述曹禺前后期剧作人物形象的人文意蕴,以艺术价值的反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曹禺后期创作失落“通灵宝玉“的主客观构因.     

论雷雨中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征

<雷雨>是曹禺创作的第一个作品,也是曹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同时<雷雨>更成为了我国现代话剧的一个典范性标志.<雷雨>中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爱恨情仇矛盾交织,深刻揭示了旧社会阶级矛盾,以荒谬并有悖伦理的情感冲突为焦点,描写了各种思想压迫下被扭曲的人性,用家庭悲剧体现出了黑暗社会的阴暗.剧中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征对现代文学以及话剧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论述.     

掘发“心狱”里的搏击——论曹禺的《原野》

曹禺的剧作《原野》,因主人公仇虎那复杂难解的内心世界而弥现着“神秘”色彩,作品的真实性为此也遭受了诸多质疑.《原野》选取了复仇这样一个文学母题,刻画了复仇者仇虎“心狱”里的煎熬,由此对人物的灵魂进行开掘.情感上,曹禺对身受压迫的仇虎给予了“高贵的同情”;但是理智上,他却否定了仇虎的那种复仇精神.     

曹禺《原野》重读

作为曹禺“生命三部曲”之最的经典性剧作《原野》,其复仇只是表层的,而在深层中,则是通过戏剧人物外部及其内部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传统文化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在本质上,使人物外在或内在的冲突提升为人性的冲突,生命的悲剧提升为文化的悲剧。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与碰撞中,完成了形而上生命和文化命题的感性表述。     

寻找诺亚方舟--从"出走"看曹禺早期剧作的哲学意蕴

曹禺早期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普遍存在着的人物“出走戏”的结构模式，其中蕴含着作者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现认为生的常态是“困境”，而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欲望的泛滥，批判了“出走”(逃避责任)的行为，认为只有勇于承担责任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这种生命哲学观是对“五四”过分强调个性张扬的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峙中也难免会产生道德的困惑。这种困惑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播种状态的反映，也是产生曹禺早期剧作和后期剧作不同风格的原因。     

“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论曹禺对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解说

周朴园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学术界对他的评论多有分歧,作者曹禺的解说也前后矛盾.从初版《雷雨·序》及剧作本身来分析,他对自己的罪过是真心忏悔的,作者是以一种“悲悯”的态度来写他笔下的人物的.作者从生活出发,揭示出周朴园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在矛盾,而写他的忏悔又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分不开.     

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彰显人物个性——浅谈《雷雨》第二幕的矛盾冲突

戏剧冲突是戏剧的基础和核心元素,戏剧就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人物个性,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作品主题,曹禺大师的《雷雨》在这方面堪称经典,四幕话剧在方寸舞台上,通过周鲁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前后三十年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旧家庭的悲剧和罪恶。现以教材中节选的第二幕为例,让我们体会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先生是如何层层刻画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     

从人物出走看曹禺剧作的思想蕴涵

曹禺剧作中多姿多彩的人物出走描写体现出剧作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意义表现在：一、揭示了封建家庭和社会的肮脏丑恶和因后继无人而自行消亡的历史命运；二、批判了封建文化的无价值并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妇女；三、表现出作者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前途的追求。本文认为，前两方面超过了以往作品，是曹禺的独特思想贡献，后一方面是研究曹禺思想发展的材料。因而曹禺剧作的人物出走描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曹禺剧作的人物设计和情感基调

曹禺剧作中的悲剧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及下层民众;第二类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遭压抑、受毒化的人。通过这两类人物,曹禺既表现人的对于生命价值和起码生存权利的追求,更着重表现心灵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无论是“肉”的要求还是“灵”的追求,在黑暗现实的巨轮碾压下都遭到摧残和扼杀,被无情地毁灭了。“走向极端”的大悲大恸是曹禺对悲剧艺术的特定追求,他的悲剧往往着力表现具有深刻和普遍意义的大冲突和剧烈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具有极端尖锐、不可调和和折衷的性质,呈现出“雷雨”式暴烈激荡的特点。     

文明的缺憾 --曹禺戏剧论

本文指出,对文明的反思是曹禺剧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性文明的张扬到近代开始受到了非理性的挑战。曹禺剧作所蕴涵的深刻哲理就在于,他以生命意识支持人对文化理性的反抗,指谪文明的缺憾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