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忏悔观再探

<正>(1)在中西方忏悔观问题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缺乏忏悔意识,这些观点强调中西思想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中的自省、悔过自新等并不是一种忏悔观,不属于忏悔意识,而是“内省意识”,或者属于“追悔”,弱化了中国有忏悔观的观点。(2)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忏悔”一词本来就是借用自佛学用语的,佛教的“忏悔”之“忏”是“忏摩”的音译,原意为“忍”,而“悔”是指“自申罪状”。     

论郭沫若“身边小说”中的忏悔书写

身处"中-日-西"三重文化语境之下的郭沫若,面对西方基督教文化并非是简单运用和全盘接受。他在"身边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忏悔意识虽主要来自于西方,却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内省"态度;此外,他通常采用日本私小说中的"告白"方式,进行暴露式忏悔,并竭力挖掘主人公的痛苦心理,突出欲望与现实的矛盾、灵与肉的纠缠。     

中西德育思想之比较

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德育思想的内涵也各具特色。认真比较中西德育思想的异同，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和建设大有裨益。西方把伦理学称为道德哲学，中国伦理学也有久远的历史。中西方对道德教育都非常重视，在伦理思想与道德规范体系上，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是以国家为本位。在德育思想的规范上，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在德育思想方法上，西方强调“进取”、“外求”；中国则重“内省”、“克己。”     

漫谈中国新文学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的忏悔意在洗清人的灵魂。在西方,忏悔意识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即直接导致原罪说,这种宗教意识渗入文学中,于是有了古斯丁与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等一系列忏悔意识强烈的作品与一个个忏悔主人公,这些主人公又多是知识分子。而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就崇尚理性精神,宗教意识较为薄弱,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很少乃至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文学作品中也缺乏忏悔意识,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拯救民族而至死不忏悔的崇高精神打动了人们。《莺莺传》中张生虽有反省,但却把责任推向“女人是祸水”,对自己的始乱终弃用“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便推得干干净净。     

论孔子儒家关于人的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的区别

由于孔子主张“爱人”(《论语·颜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于是,学术界有人认为孔子主张“爱人”,肯定尊重人的价值,因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孔子的思想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甚至有人认为孔子的人道主义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这些观点抹杀了孔子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性质,混淆了孔子儒家关于人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区别。     

“礼乐名邦”教育改革谱新曲

地处滇中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通海,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底蕴深厚,杰出人物辈出。这里,受儒家“重礼乐、重教育”文化的熏陶,讲究“天地之和的乐及天地之序的礼”,重视“心动于内的平和与形表于外的礼”而被历史和世人赋予“礼乐名邦”之美誉;这里,世代相传的无数古遗址、古建     

儒家的荣辱观与教育理念

在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中,蕴藏着通过推行教育来传播儒家荣辱观的思想;孟子则分别从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改善道德教育两个致思向度上加以引申和发挥。与荣辱观教育关系比较密切的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是孔子所说的“内省”。羞恶之心的“义之端”,往往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汩没”;而内省或省察,则是对这种被物欲所汩没的一种警醒和提防。在道德教育阶段论中,儒家学者主张荣辱观的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并贯彻人的终生。南宋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卓有成效。     

儒家语言观及言语论－儒家诗学话语研究之一

儒家诗学话语是中国古代三种主要的话语形态 ,也是主流话语 ,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义生成、言说方式、诗学文本形态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一切又源于儒家对语言和言语的认识。如此重大的问题 ,但迄今为止却未见有人对此做出专门的分析。因此 ,应从儒家元典 (即通常所谓“十三经”)中仔细耙疏儒家元典对语言和言说的基本材料 ,并以 2 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语言的论述为参照 ,就儒家元典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价值及地位、言说原则、言说方式进行必要的分析     

试论“80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师德师风养成教育

“80后”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师风优劣互渗,主要源于社会宏观环境、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以及心理异常等因素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师德规范学习,掌握教师师德内涵;明确师德师风特点,致知内省践行慎独;投身教育教学实践,培养良好职业道德;勤奋学习专业知识,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坚持榜样示范引导,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内化养成师德师风.     

人情与礼:我国古代法文化的两个内核

我国古代法文化的两个核心是人情和礼.“儒家法的道德原理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和谐性,亦即和谐是其追求的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念旧恶,怨是用稀”.儒家要求人务必克己内省,奉礼守信,修身养性,平息止争.以此立场出发,因争而起冲突是绝对坏事.在法律实施领域,法律不是引领人们为满足利益遵循合法的渠道,恰恰相反,它要尽其所能抑制人的欲望,最终达到使民不争、无讼是求之目的.     

形合与意合

本文以英语和汉语为研究对象,探讨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原因.文章认为英语的综合性、聚集性和汉语的分析性、流散性是表层原因,而西方人强调对立、重理性、讲究和谐美和汉人强调统一、重直觉、讲究中和美的哲学观、思维习惯和审美观则是深层原因.     

传统与现代的二难抉择－评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取向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也是极力赞同的，不过，依据化系统三层次说，他认为西方“奋往直前”的精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伦理情谊，必须借助儒家化加以补充，使之更“纯洁化”，以便使资本主义在中国更好地扎根，生长，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梁漱溟的内心是矛盾的，透过矛盾，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西化的理解，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之新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许多有价值的成分 ,主导性文化为儒家。文化价值的中心观念是孔子的“仁”,主要内涵是重“天人合一”、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其涵蕴系统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中国人建设新文化 ,必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茑萝行》的忏悔

《茑萝行》是郁达夫20世纪2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部重要的“自叙传”小说,小说人物流露出鲜明的忏悔意识主要表现在“个人忏悔”与“社会忏悔”两个层面.忏悔意识折射出作家自身在中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复杂的文化心理机制.同时,忏悔意识之于作家本身具有独特的个人化意义,通过书写忏悔,作家释放了自身精神上的焦虑,作品也获得了“真”与“美”的艺术价值.     

儒家传统内省文化及其现代德育价值

儒家传统内省文化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内省文化。探究儒家内省文化的生成根据、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揭示其现代德育价值,对于建构以现代内省生存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内省文化,提升全社会的道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种特别关注历史价值的文化选择——谈鲁迅的尚用观

鲁迅作为过渡时代的作家 ,同时受到民族、西方、现实等文化的影响 ,因而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西方文化给鲁迅的文化心理所带来的变化 ,也应看到民族传统文化在鲁迅心理上的积淀。鲁迅在面对自己、时代和文艺时所采取的务实态度 ,就体现着儒家传统中的尚用思想。鲁迅在五四时期对待儒家传统问题上的激进表现 ,实际上只是为了实现某种并不激进的历史目的的务实选择 ;鲁迅在许多问题上都不肯调和 ,与儒家的“好善而恶恶 ,是是而非非”的“中道”思想关系极大 ;鲁迅在文艺上强调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的统一 ,但这种统一又是认为文艺的历史功能应该在审美的构架中来实现。在文艺自身的这两种因素中 ,历史功能是重心 ,审美价值是手段     

福泽谕吉的疑古思想

疑古思想是福泽谕吉(1834-1901)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泽的疑古思想源于他自身与生俱来的怀疑精神,因此充满了十分浓厚的感情色彩。福泽认为疑古思想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创造历史的人必须具有充分的怀疑精神。由于福泽深受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影响,所以他的疑古思想中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局限。     

“道”“德”“仁”“艺”: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养成路径与当代价值

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集中呈现和现实形态,儒家通过培养君子来传承儒家文化,进而实现其“修齐治平”“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君子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基本内涵。道是君子的信仰和方向,德是其内涵和修养,仁是其德性的合理展开,艺是其现实载体,既凸显了君子作为“理想的人”的一般本质,又富有关切人伦日用的社会现实性。君子以“好学：学思并用”“克己：慎独内省”“力行：改过迁善”为养成路径。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其人格范式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之比较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重民、爱民、利民,这与西方民主在政治理念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是有明显区别的.文章从概念的界定入手,对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的主体内涵、享有民权和实现方式作多角度比较,阐释两者的差异,并试图寻求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的暗合与会通.     

中西传记文学文本比较

中国传记本有着极浓郁的“释经”特征,但在彰扬传记伦理价值的同时,“树碑”心态导致伟饰之弊端至今犹存;西方传记文本的“忏悔”特征在叙写传主私生活时较为坦率,但有时也太不“节制”。“史传合一”的中国传记文本,在重视传记的历史性的同主拘囿于历史,文体不独立,“史传分离”的西方传记文本则了地处理了传主与时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