蠲免政策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盛衰

蠲免政策是中央政府制定发布的蠲免政令和关于蠲免管理的一系列法令法规,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高祖至玄宗时期,蠲免政策抓住了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以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核心,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为目标,对政权巩固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德宗至唐亡,蠲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弊病丛生,无法承担调节赋役负担的任务,赋役不均现象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唐王朝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诸种特征。     

玄学与晋王朝的灭亡

曹魏正始年间,一个新的学术流派魏晋玄学出现。其代表人物嵇康等人将矛头直指儒学,不仅破除了两汉以来对儒学的推崇,而且表现了君臣关系的对立及对司马氏集团的名教礼法的批判,大大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魏晋玄学的形成、发展,“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朦胧的觉醒。在玄学影响下,原以儒学为本的晋贵族,当其在政治上不得志时,转而依托老庄思想,蔑视儒学,放浪形骸,悲观失望,没有纲纪,没有国法,没有羞耻心,散布虚无主义;当流民起义风起云涌,晋王朝面临土崩瓦解之时,统治者仍然以浮华、荒淫、残忍去弥补内心的空虚,浑浑噩噩,荒淫度日,不知羞耻,相互攀比奢华,从而加速走向灭亡。     

金棺银椁瘗“舍利”与唐王朝的灭亡

法门寺相传创建于东汉，因唐代供奉佛指舍利而成为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明代木构唐塔圯后，又在原址重建砖塔，1981年明塔由顶至底中裂崩塌，仅余一半巍然斜立，一时称为奇观。1987年修塔时发现塔基下的唐建地宫，内藏佛指舍利及金银、陶瓷、琉璃、石雕和丝织品等各种器物600余件，都是唐代皇室的供奉品，其质地之精良，器型和装饰图案之精美，作工之精细，均无与伦比，而盛瘗舍利的四套金棺银椁更为豪华，格外引起游览参观者的注意。所谓佛舍利，是佛教传说中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去世（佛语称为涅磐）后，弟子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莹坚固…     

秦王朝的灭亡与赵高的篡权复辟

公元前二二一年,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是到了公元前二○九年,便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很快便灭亡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起义,使秦王朝二世而亡?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孔孟之徒的謬说歪曲成是由于秦始皇实行“暴政”。在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的今天,正确认识秦王朝建立后面临的阶级矛盾,认识赵高篡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对于了解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识破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是很有帮助的。     

历代王朝——唐

唐朝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时期,其文明程度等同甚至高于汉朝。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唐朝的疆域在早期统治者的军事扩张下已远远超过了汉朝。在与印度(当时的天竺)和中东的交流中,在他们的促进下,唐朝在许多领域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永久的组成部分。发明了木板印刷术,从而使得大量的读者可以看到手写的文字。唐朝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期。唐朝通过科举制度在全国选出优秀的儒家文人为政府效力,而唐朝的政府体系在儒学官僚的支持之下也日臻完善。公元8世纪中期,唐朝势力开始衰落。国内经济上的动荡加上751年…     

论隋王朝的经济政策及其灭亡

隋朝何以殷富,又何以短祚而亡?这是隋史研究中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重要问题。对此,史学界曾有种种解释,但却很少有人探讨它们的内在联系。其实,只要真正揭开了隋朝何以殷富之谜,其短祚而亡的原因也就会迎刃而解。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请识者指正。一隋朝殷富可谓冠于历代。马端临称:“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1)王夫之亦称:“隋之富,汉唐之盛来之逮也”。(2)对此,古往今来的史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并无歧见。隋朝立国承中原二百七十余年大动乱之后,社会经济凋敝,国家财政拮据。史载:开皇三年,“京师仓禀尚虚。”(3)四年,关中闹饥荒,隋文帝只好“驾幸洛阳”。(4)然而,经短短七,八年后,“国家盈富,”“库     

唐王朝监察制度的运作

本文简单梳理了监察制度从秦汉到唐的发展过程,指出,唐朝的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成熟和完备的标志,通过对御史纠察制度和谏官言谏制度运作过程的剖析,以期对现实有所裨益。     

浅析唐王朝衰败的原因

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疆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但是自"天宝危机"以来,唐朝的政治经济开始从向衰落,天下没有不亡之国,在种种因素的促使下,唐朝最终走向衰败直至灭亡。在唐朝的衰败过程中有多个因素的作用。本文就唐王朝衰败的原因作分析。     

气候变化加速唐王朝衰亡的警示与反思

据2007年1月5日《环球时报》引英国广播公司1月3日的报道指出：德国科学家通过对雷州半岛湖光岩湖地质的研究,证明造成盛唐衰亡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干旱少雨,造成谷物歉收,激起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唐朝衰亡。本文拟就唐文献记载的灾情史料,对这一震撼性气候说,略加补证,以期人们从历史警示中来直面当前全球气候的变暖。     

吐谷浑与唐王朝的和战关系略论

吐谷浑作为中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其立国的350年间,是一支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唐代之后,吐谷浑与唐王朝之间的和战关系对吐谷浑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相反,唐王朝正是看到了吐谷浑的价值所在,因而对吐谷浑的这种策略予以恰当的回应,这种策略反映在吐谷浑与唐王朝之间的和战较量当中,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吐谷浑最终的归宿。     

唐后期的军赏运作

唐廷以逾于常时的军赏奖酬军功,加速了"安史之乱"的平定。其后,唐廷为了在藩镇林立的政治局面下维护统治权威,将与复杂政治、军事局面密切关联的军赏拓展为经济利益输送的工具,利用军赏着力建设中央嫡系武装——神策军,并在以"两税法"削弱了地方财权后,倚之加强对藩镇军政的控制。此外,唐廷还尝试以军赏配合政治运作绥靖河朔骄藩,并在强藩坐大时,以其维护朝廷的安全。     

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社会生活,给人的聪上体印象是“乱”,但其实质却在“变”,中枢政治制度的变革乃是这场社会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在于：宰相职权的削弱,枢密,翰林（或端明）学士地位的提高,由于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五代士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社会变革,并通过科举,人幕等方式跻身五代中枢机构,成为中枢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士人在五代中枢政治中的活动促进了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北宋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实现做有益的贡献。     

中唐后期七律论

自德宗贞元中至文宗大和年间,诗坛风光旖旎,佳作荟萃,七律蔚为大国。短短四十年,染指七律的诗人近七十,七律达一千六百首之多,超过了前两百年七律创作之总和。白居易、元稹成就斐然,张籍、王建创作繁丰,韩愈、贾岛、柳宗元、刘禹锡各有建树,姚合、杨巨源、牟融、李绅、鲍溶、殷尧藩等亦各有千秋。唐代的七律创作,首次出现了繁荣局面。白居易是七律发展史上的一面大纛,其七律有589首,是杜甫的三倍多。由于他的     

英格兰都铎王朝后期的国王加冕礼与王权

都铎王朝后期的玛丽一世与伊丽莎白一世先后登上英格兰王位,开创了该国历史上女性为王的新纪元。两位君主的加冕礼都既保留了中世纪及都铎王朝前期国王加冕礼的传统要素,又根据其性别及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形而所有变动,在举行礼仪的时机选择、列队行进和沿街戏剧表演、加冕誓词和圣油等方面的变化都体现了两人统治时期的宗教取向、政体安排的不同。从其加冕礼的特点来看,这一时期的王权与绝对君主制有显著差异。     

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间汉承秦制而建立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对发展民族间的融合与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均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因此,研究西汉王朝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而且对今天的民族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有关汉王朝与匈奴族、西域诸族、南越国等的政治关系已多有论述,而对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却鲜有专论,本文想就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

安史乱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北人南去雪纷纷”,“避地衣冠尽向南”,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自安史之乱始的这次北人南迁主要集中在南方哪些区域?对南北人口比重的改变究竟有多大影响?对唐后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和研究的。本文试拟就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一些考察。     

法家思想的演变与秦王朝的兴亡

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运动。早期法家思想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其特点是在肯定“法治”的同时不排斥“德治”。中期法家迫于战争的压力,废除“德治”原则,政策上具有国家主义特点,秦国因之而强大。后期法家将“法治”转向了“术治”,形成了一套绝对的君主专制理论,秦帝国因之而速亡。     

阿拔斯王朝政治初探

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发展史呈现前中后期三个明显的阶段性，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阿拉伯贵族与波斯贵族联合专政下的专制君主统治，哈里发权力的衰亡则是其与封建分裂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     

唐后期的枢密使与南衙北司之争

唐后期由于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大大地压制了以宰相为首的士人朝官团,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遂引发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即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与以枢密使、神策中尉等为代表的北司宦官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唐代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在宦官专权的彤势下枢密使的权势与地位发展到极至。身为宦官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枢密使是作为非宦官身份的外朝官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但事实上,由于枢密使在政治中枢的特殊地住使其成为许多外朝官员巴结的对象,同时枢密使与宦官集团的另一权贵——神策中尉之间又时时有权力之争,这就使南衙北司之争复杂化,对唐后期政局产生了极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