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还是自治：任务专业化、治理情境与自治组织运行机制

学界对于自治组织行政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任务的数量以及行政属性。以剩余控制权为视角阐述对科层制、政社合作、自治与多中心治理这三种模式的特征以及任务过程,尝试更为整体地理解不同社区治理模式,之后再以“任务专业化—任务数量”的分析框架,将自治组织结构分为四种,分别为科层组织、购买服务、津贴补助和居民自治,并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呈现和分析不同的组织架构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完成专业化的任务会使得自治组织依赖外部资源,同时内部体系科层化趋势明显。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任务下,自治组织科层化成为一种合理选择。“科层”和“自治”只是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运行方式与属性,行政化并非是政府单纯下派行政任务而导致的结果,“科层化”也不应当被看作是必须要去除的负面现象。科层化组织架构在本质上更有效率,尤其是面对专业化的多任务的治理情境。     

浅析“乡政村治”模式下的自治组织

自治组织在整个村民自治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是村民间接参与行使村民自治权利的组织形式,也是村民会议决议的执行机构;同时又是村民自治与国家管理的连结点,代表村民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要求和建议,协助政府办理行政事务。但是,法律规定的粗放,制度安排的不足却往往使自治组织脱离了其应有的定位,在实践中陷入了各种困境之中。自治组织作为村民和政府的中介,应当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合理划分代表村民利益和协助政府之间的权限,从而真正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     

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主体地位

村民委员会是一种由国家建立的群众性社会公共组织,承担着对本村的内部事务的自治管理。这些管理活动既包括政府机关授权或者委托而进行的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活动,也包括其它出于公益目的的自治管理活动,无论是从事哪种管理活动,村民委员会都属于新行政法学范示中的行政主体。     

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1 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认为中国村民自治的成长从上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村民自治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其制度设计中蕴含着现代民主理念。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国家赋权的特点,民主自治的立法精神能否落实取决于行政放权所提供的体制空间。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性的自治平台,需要农民组织化参与。传统的家族组织不可能为村民自治提供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反而会扭曲村民自治的精神。只有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农民的自我组织,以及在民主自治实践中培育的农村公民社会,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     

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半正式行政”: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地方治理体制与制度的强势建构带来行政权力向上集中和治理压力向下聚集,促使乡镇政权通过嵌入性组织建构下的半正式组织设计、半正式制度安排及帮包制机制实践等,形塑起新时期的乡村“半正式行政”治理模式。这种“半正式行政”不同于黄宗智的概括,具有自身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从实践后果看,它虽有助于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但也易带来行政制度吸纳自治制度与自治事务涌入行政渠道的“行政吸纳自治”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在规章与文件中重新明确半正式组织的政策指导、行政监督、服务协助与配合治理等职能。新时期乡村“半正式行政”考察,是对传统“半正式行政”研究的理论拓展,也是对基层治理组织、制度与机制研究的丰富。     

村民自治中的权力构架及司法救济

村民自治运行过程中，由于利益角度的差别，自治体内村民个体的权利、自治机构的权力及国家权力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因此，保障村民自治正当有序运转，必须尽快完善村民自治中的权利（力）构架：党委与村委——监督与被监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一平等法律主体，主要通过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的手段，以柔性方式促进后者自愿参与，共同完成公共行政目标；村委会与村民——既存在委托与被委托人的关系，又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对其之间发生的冲突，应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相应的司法救济。     

行政自治在行政法理论中的地位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社会形态、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也出现了多方位的变化,中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政府垄断行政体制正在逐渐弱化,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在不断调整,需要重塑新型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法的理论视域来看,行政自治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出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行政参与权和行政自治的问题。为此,本文重点分析行政参与自治权的行政法理论基础、价值地位及其现实社会中的实现方式,以供参考。     

农民流动:嵌入村民自治的新变量——浙江省奉化市庄家村调查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分析了村民大量外流背景下运作的村民自治所面临的新课题：（１）“精英”人士大量外流造成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当家人”缺位;（２）外流村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难以落实;（３）村公共权力机关对外流村民行为的管理失控。提出了应由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合理利用和开发家庭在村民自治中的功能,关注和解决农民流动向村民自治提出的新问题等主张     

转型期乡镇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路径思考

不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实现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更是一项关系民生民本的系统工程。结合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实际,从乡镇和农村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实现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思路和对策。     

行政化治理向村民自治的转轨:启动与特点:广东省中山市 …

本语文在对广东省中山市村民委员会选举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行政化治理的村庄向村民自治的转变过程。作者认为中山市的村委会选举试点具有建制起点高,运作质量高,立法标准高等特点;同时,这种政府行政推动的村委会选举有诸多不足之处,在客观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导致村民选举制度不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根源。最后提出如何广东省村委会选举再上新台阶的一些对策设计。     

城市社区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及其无缝对接

社区自治的不断扩大和政治国家的不断缩小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但在现实实践中,受传统管理思想影响,基层行政无法科学定位自己的角色与职能,社区自治缺乏公民意识与组织建设,致使城市社区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自治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无法有效衔接。要解决这一问题,基层行政需理顺相关关系,明确角色定位,居民应提升自身修养,培育自治能力,通过共同体理念的培育、党组织的联结以及社区共治机制的建立,实现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无缝对接,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格局。     

适度的社区自治及其路径选择——基于香港和内地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

源于社会治理的社区治理,在广泛吸纳社会民间组织及个人参与其中的同时,并不反对治理过程中有部分资源来自政府。香港社区的业主立案法团治理模式选择了自治为主、行政为辅;而内地社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选择了行政为主、自治为辅。但社区的发展更多来自其内生动力,内地社区可在借鉴香港法团模式的基础上推广适度自治模式,选择的路径包括放大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鼓励更多居民参与、推行官民共治、加大民间对社区的经济投入、大力培育业委会及其他民间组织等。     

河北省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状况分析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是实践和理论的重要课题.从转型期社会关系变化入手,着眼社区居民个人关系、各类群体合作模式和政府在社区自治中的定位三个层次研究发现,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模式日趋复杂,有待新型制度引导和规范;各类"精英群体"问的合作模式缺失,亟待新生制度催生新的合作模式;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关系模糊.现行制度难以理顺二者关系.因此,优化社区内生制度环境,并且以新生制度催生新型"合作模式",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建设所需要.     

重建中的整合: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研究

从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讲,完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该坚持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相结合,深刻认识村党组织领导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涵和特点。我们应以全体村民的民意为农村自治制度的权威基础,建立村党组织领导农村自治的工作机制,吸纳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参与,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运作,在某些行政管理体制和党组织管理制度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构建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     

加强乡镇行政指导的三个理由

行政指导是政府依靠自身的信息和合法性优势,对公民提供指导,获得公民协力,以完成行政任务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对于当前我国处理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构建适当的基层政府、推进农民的市场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有重点推进的必要。     

战后日本国立大学教授会自治的确立及其问题

战后日本国立大学确立了以教授会自治为中心的"从下至上"的内部治理结构,教授会的权力涉足到国立大学内部管理与运作的整个领域。而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教授会的权力,扩大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权力。那么,战后日本国立大学教授会自治是如何形成的,存在哪些问题,为何要进行改革呢?回顾历史,分析其利弊,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内部原因,也有助于反思我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村民自治与阶层博弈

村民自治制度为阶层博弈构建了制度平台。根据占有权力资源的多少,村民分为管理者、非管理精英、普通村民三个权力阶层。从一定意义上说,村民自治的运作就是管理者、非管理精英和普通村民三个阶层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博弈过程。当前最常见的阶层博弈方式主要有:“权力精英”与普通村民的博弈;干部与群众的博弈。从阶层博弈的特殊视角考察,村庄权力结构大致分为管理者控制型、权力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结构。     

中介组织：杭州银行公会的经济功能（1945—1949)

杭州银行公会作为民国时期杭州银行界的行业组织,不仅对于维护金融业的同业利益、促进银行界发展有着调控作用,同时,它也是国民党政府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行政的重要中介。杭州银行同业公会作为一种行业经济治理机制,对于政府与会员银行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同业公会要达到维护同业公益、促进行业发展的目标,就需要在政府与会员银行之间进行协调,这就赋予了杭州银行公会中间性的地位。     

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冲突与转换

乡镇政府直接面向农村基层,其角色定位在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中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因现行权力体系、财税体系以及行政集权等因素而与农民、农村组织之间发生利益博弈,从而削弱了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影响了乡村自治的预期效果。文章针对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冲突,提出了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性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组织改革的几点建议

城市社区管理组织改革应按照机构层次分明、职责明确的原则,健全市、区、街纵向社区建设管理组织体系;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市级社区建设领导机构;发挥区级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为社区建设提供财力支持;实行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管理委员会"双轨并行"的管理组织模式;组建真正意义上的横向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