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扣蒋战斗发动时间考

针对在西安事变扣蒋战斗打响及捉蒋时间上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张魁堂先生的“文寅”扣蒋说,从张、杨部署的统一行动时间、事变发动的整个过程、西安城内扣押蒋系军政大员的时间、捉住蒋介石的时间、中共对事变的反应等五个方面,用详实的史料,再次论证了扣蒋发生在12月12日早晨6点钟左右,捉住蒋介石在8点钟左右。     

何应钦出兵西安的动因管见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如何解救蒋介石的问题上,内部分裂为主和派和主战派。史学界一直认为,主战派何应钦出兵西安是置蒋介石生死于不顾,企图杀蒋后取而代之,真实意图是杀蒋而非救蒋。本文认为：正如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主和派并非诚心拥护中共和平解决方案一样,何应钦力主出兵西安也非杀蒋自为,前者是政治上的妥协,后者是军事上的声援,目的都是为了尽快救蒋出陕,只是形式和方法的不同罢了。事变当日,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１２日下午至１３日凌晨３时,政府要员迅速召开国…     

何应钦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国内各种矛盾在民族矛盾(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压力下激化的产物。在这次事变中,作为蒋介石高级军事助手、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力主出兵讨伐,此举究竟是“害蒋”还是“救蒋”,史学界颇有争议。本文仅就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略作分析。     

西安事变释蒋内幕新论

193 6年 1 2月 1 2日清晨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了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 ,为了实现联共抗日的目标 ,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扣蒋”、南京的军事威胁面前以及和评谈判中 ,两人始终步调一致 ,密切合作。然而 ,在放蒋这一问题上 ,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甚至决裂。本文拟就这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认识。一、张之主张 :有条件还是无条件现在 ,几乎所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都声称 :事变期间 ,张一再对部下表示 :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的要求 ,我们便放他 ,还拥护他做领袖。并据此得出 :张之放蒋…     

张学良为何陪送蒋介石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抗日救国,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12月25日,张学良又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终身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张学良为何有如此一举,史学界众说纷纭。笔者也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同仁。一、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是逼蒋联共抗日,并没有加害于蒋的意图“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北大好河山落于日人之手。张学良也夫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军阀地盘。对于家国沦丧,流落异乡的奇耻大辱,张学良是不能忘怀的。为了有朝一日能打回东北去,他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在他     

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出发点和归宿

逼蒋抗日的方针象一根红线贯穿西安事变的始终,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是这一方针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张学良将军提出的逼蒋抗日的主张．改变了党的策略方针．张学良将军通过西安事变,实现了逼蒋抗日的主张,推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集团走上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     

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出发点和归宿

逼蒋抗日的方针象一根红线贯穿西安事变的始终,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是这一方针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张学良将军提出的逼蒋抗日的主张,改变了党的策略方针,张学良将军通过西安事变,实现了通蒋抗日的主张,推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集团走上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一、通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制定逼蒋抗日的主张首先是张学良将军提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特别是1934年他从德国回国后,“拥护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对于先安…     

西安事变后宋庆龄是否主动要求亲赴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宋庆龄有没有主动要求亲赴西安,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据称,一听到蒋介石被扣,宋庆龄第二天就急于要同何香凝一起飞赴西安,去说服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端,只是因为找不到飞机未能成行。但是,经考证,宋庆龄生前好友胡兰畦的回忆是可信的:希望宋、何赴西安,谋求西安事变解决的办法,是李济深提出的,对此建议,何香凝只表示必要时可以赴西安,宋庆龄则没有表示要到西安去。     

西安事变期间张杨八字宗旨之再探讨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国内外史学界都重视这个课题的研究。但是,究竟如何解释这次事变?如何评价张、杨和中共在这次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解释这次事变与整个中国历史的联系?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看法往往大径庭。有一种观点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没有主见,束手无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得益于中共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拙著《西安事变史话》一书中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强调,张杨二将军始终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而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协助”、“调停”。为了阐明这个观点,笔者     

西安事变与中共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西安事变是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在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两个突发事件,即:张、杨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引发的突发事件、蒋扣押张引发的"二二事件".这两个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民族前途命运,经中共及其代表卓有成效的协调与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命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会上，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除蒋”。他说：“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简论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张学良的私人朋友——端纳三进西安,甘愿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对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劝蒋接受八项政治主张。他穿梭飞行于西安、洛阳和南京之间,牵线搭桥,缓和局势,并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扣蒋成功的原因

<正>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歼灭了西安城内的反动军警,扣押了蒋介石和他的十几名军政大员,顺利完成了既定计划,那么,当时扣蒋为什么能一击成功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张学良、杨虎城对扣蒋进行了长期的酝酿和周密的部署。     

对皖南事变前国际背景问题的一点看法

目前许多党史讲义和有关皖南事变的专著或论文,在谈到皖南事变发生前的国际形势问题时,几乎都认为当时德意日和英美等国际力量都在拉蒋介石,国际形势对蒋介石十分有利,所以蒋介石趁机制造了皖南事变。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日本已经放弃了拉蒋的方针,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不是很有利的。     

蒋介石究竟如何被捉的?——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与孙铭九《临潼扣蒋》之对读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第三册《张三·李四·告·动口·动手·捉》中有一篇题为《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的文章,很有意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捉,当时的情景究竟如何呢?李敖把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中有关内容,与捉蒋的当事人孙铭九的回忆相对照,人们便一目了然——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中共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反应、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及事变的发起与解决过程看,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才大大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程.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到达西安时间小考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到达西安时间小考张建芳１９３６年工２月１２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西北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从客人到主谋--周恩来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爆发了震凉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带领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终于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和作.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中共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反应、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及事变的发起与解决过程看，导致西安事迹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才大大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