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版《理藩院则例》编纂探析

《理藩院则例》是清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一部规范性民族法典,清朝皇帝对其较为重视,且因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对其进行修补和删改。道光朝《则例》延续这一惯例,因系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之后修订,故带有鲜明的实用特色,体现了道光皇帝维护边疆安定、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愿望。其编修原则和内容也多有变化。     

《清会典》的历次纂修与清朝行政法制

清朝在确立全国的统治后．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修订《会典》，构筑了贯穿二百余年间的完备发达的行政法管理体系。《会典》及其《则例》的多次修订．使国家各级、各部门权力的行使有法必依、有章可循．在使国家管理职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也使传统社会的依法行政达到了新的高度民主。     

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 ,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探索 ,顺治康熙雍正朝的发展 ,至乾隆、嘉庆朝逐步完备、定型 ,其代表作《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相继修订编成。之后经道光朝两次增删 ,至光绪朝底定 ,《理藩院则例》成为清朝对蒙立法的集大成之作。它体系庞大、内容丰富、适用范围广泛 ,不仅在清代影响甚大 ,其中许多规定 ,至中华民国时期 ,仍在沿用。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原则探微

蒙古族在长期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的法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法律制度。清朝建立后,为了统治蒙古地区,保证北部边疆的繁荣稳定,在“宽猛相济,恩威相加”的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的立法原则主要有强化中央集权、防止民族分裂的原则;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尊重蒙古风俗习惯的原则;因地制宜、适时增损的原则     

《说文解字注》与辞书编纂

清代学者段玉裁的巨著《说文解字注》对我国的辞书编纂影响很大。这部巨著总结了《说文解字》及前代各种辞书、字书的训诂成就，并针对汉语、汉字的特点，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的形、音、义关系，奠定了汉语辞书编纂的基础，为汉语辞书编纂开拓了新前景。《段注》的训诂实践为后代的辞书编纂提供了范例，同时，其语言学理论也指导了后代的辞书编纂。     

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分析

清朝作为我国近代版图的奠定时期是新疆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新疆是我国广阔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关系着国家的繁荣稳定,决定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针对新疆民族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因此,从清朝治理新疆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经济政策及宗教管理四方面系统地研究了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以期为新时期新疆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清朝民族管理体制及民族政策依据探讨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一直是历代王朝实现国家统一、民族振兴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管辖,历代统治者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边疆民族政策。清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其采取的边疆民族政策呈现独特的历史特点,“满蒙联姻”“因俗而治”“分而治之”、利用宗教等都成为了清代边疆民族政策制定的依据和内容。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度依据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当今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处理可供历史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

江庆柏新著《清朝进上题名录》，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以合理的体例、严谨的考据、创新的论点而卓然自立，成为清代进士研究领域中的一部优秀之作。     

《唐摭言》的编纂思想

《唐摭言》的编纂条理有欠规整,曾受过岑仲勉和李慈铭等人批评,编纂思想也未予述明。但从分布于各卷后的论赞和部分条目下的简短评议中,以及对相关人事评骘的语气上看,其编纂是有着明显的思想倾向。大致来说,主要为二：一是对进士科地位的高度重视;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鄙薄士风、惩戒未来的教育作用。     

清末民间中学教科书的编译与审定

清末新学制的颁布促进了中学教科书的编译,形成官、私分编教科书的局面。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编译的中学教科书,注重编写的科学性、体例的创新性、内容的进步性,成为新式中学教科书的范本,并受到清政府的审定。我国当今的基础教育改革,改革教材单一渠道发行的体制,实行国家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和对中小学教材审定制,这与清末民间教科书的编译与审定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回响与印证。     

袁世凯与清末天津地方自治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 ,积极在天津举办地方自治。天津地方自治的兴办 ,对清末全国各地自治的开办与宪政风气的养成具有一定的意义。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与袁世凯实施措施的比较

庚子之变尚未结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就开始推行"新政",希望借此挽救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这次"新政"包括对官制,兵制,工商业等方面的改革。新政困难重重,在资金,人才等方面都有严重困难,所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而整个"新政"中成绩最好的无疑是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从1901年11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到1907年升任外务部尚书兼北洋大臣,前后六年间,直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农业,教育,金融,军事等都走在全国前列。这也是袁世凯日后权势日重,声望日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次新政同时进行,所采取的政策,指导思想等也均相同或相似,但是结果却差距很大。因此希望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更清晰地了解当时的历史。     

晚清史书编撰体例演变的价值趋向

晚清史家继承了前代史书编撰的成就,并结合晚清的时代思潮,做出了新的探索,表现在:对传统史书编撰的继承和改造,对通史体例的追求和实践以及对西方传入的章节体的吸收和改造.这三种史书编撰的价值趋向主宰了晚清史坛,开拓了晚清史书编撰丰富多彩的格局.     

清代江南漕运特点举述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由于江南地区地理条件、经济发达,在国家漕粮征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江南漕运,从机构设置,漕运水道,漕额漕赋以及其后的漕运河改海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从这一方面反映出该地区总体经济状况。     

清代官方史籍的修纂与边疆问题

清朝疆域辽阔,统治者在对边疆进行经营管理时,非常自觉地通过官方修史来表达自己的边疆观念。其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官方修史把边疆的各种变化及时写进史书,以昭“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不断强化人们的国家版图意识。二是着力记述边疆与内地的联系,维护祖国边疆统一。三是记载统治者对于边疆问题的忧患意识,及时总结安定边疆的经验,警醒人们注意防范边疆危机。把史书编纂与王朝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官方史籍的修纂,记载国家疆界,强化国家一统,借修史表达统治者的边疆意志和利益要求,是清代官方史学的重要现象。     

关于清政府对回疆伯克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清朝统一回疆之前该地就存在最具地方特色的伯克制度,清统一后,开始对伯克制度进行改革并将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序列。本文简单论述了清政府这一系列改革,并且对其利弊作了简要分析,认为经清政府改革后的伯克制度起了积极作用,当伯克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再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而被历史废除时,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吸取很多宝贵经验。     

元、明、清习家池考辨

习家池大约于元中前期迁建于阎家冲山谷西端的白马泉源旁的今址,可能因迁建的习家池规模太小,工程质量太差,民族矛盾的影响而失去记载,至明代正德年间始有重修记载,经明代两修、清代三修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和规模,其格局、内容等方面和汉宋时的习家池有很大的不同,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清统治者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编纂

近来,一股强调清朝满族性特点的所谓＂新清史＂的研究范式或观点,在中国清史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因对这种所谓政权的满族性的强调而忽略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史书编纂方面。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献大整理、大总结的时代,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自觉意识到文献整理是＂彰千古同文之盛＂,编撰史书是＂远述百家＂以明＂时代相承＂,这些都是与祖国多民族的统一大业密切相关的事业。     

清末新闻法制定之动因研究

清末报律的制定,既是报界寻求法律保护和要求规范报业的结果,也是官方以法律手段管理报界的需要。而清末新闻法的制定最终能确保近代民主法律的性质,是与报界的监督和舆论压力及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