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国的四方神崇拜和方位巫术

战国楚简中有不少祭祷四方神的记录,东、西、南、北四方神灵都受到楚人的祭祷,其内容可与甲骨卜辞对照,也可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相印证。四方神与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神相互对应而构成系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简帛材料显示出战国时期楚人的四方神观念已与中原诸国无异,四方神虽已基本归于地祇,但还保留有天神的痕迹。     

人祖的神格化:炎帝、祝融与日神崇拜

在上古史传说中,炎帝初被奉祀为火神,后又被升格为日神,其精"朱鸟"与日精踆乌为同一物;祝融为炎帝之佐,从而亦有火神、日神的神格;"祝融"是对火正一职的尊称,而非一人之专名,重黎、吴回、陆终因相继担任火正而都有"祝融"之尊号。祝融是楚人的先祖,楚人奉祀祝融,自然也尊奉祝融所依从的炎帝,楚人以炎帝、祝融为日神,是英雄、祖先崇拜与太阳崇拜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神合一的日神崇拜。     

论楚国祭祀与占卜中的理性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君臣祭祀神灵坚持"正祀",反对"淫祀",遵守"祭不越望"、"祭不越分"的祭祀规则,主张祭品"不求丰大"、"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反对以奇珍异物作为祭品。在楚人的占卜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并非神的意志,而是人的意志。楚人祭祀与占卜中的理性精神一方面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张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非理性因素对事态发展的影响。     

楚人、吴人与越人的自我与他者认同——以先秦至两汉间史书的记述为讨论对象

自先秦以来,王朝对于"天下"政治秩序的观念存在着一个丰富变化的过程。具体而言,楚人以文化特征的改变,一直在华夏和蛮夷两种称呼间摇摆;吴人对楚人的牵制作用,使得他们被赋予了周王室后裔的身份;越人在自身实力强大的背景下,逐渐摆脱了楚人的控制,为自己构建出大禹子孙的形象。伴随着国家的一统,楚人、吴人和越人所依托的政治体依次消失,但他们所蕴含的文化概念却持续存在。     

《九歌》二司命新考

《九歌》十神系统中，二司命是一对配偶神，指的是天文系统中玄武宫的虚北司命二星，也就是神话系统中大禹的父母──鲧和修巳。这与楚人的天文系统、中原文化的玄宫方神、阴阳五行观念及楚人的祖先崇拜分不开，从文化深层讲，是夏原始初民自然恐惧、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农业巫仪等积淀的结果。     

新晃侗族傩戏“咚咚推”中的伦理意蕴

新晃侗族傩戏"咚咚推"脱胎于侗族原始宗教祭祀仪式,是一种集祭祀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少数民族民间戏剧艺术。"咚咚推"作为民间戏剧有其深厚的伦理意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讲,其蕴涵着万物和谐、"傍生"的生态伦理观念;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讲,其蕴涵着自由、互助、和睦的社会道德认同。同时,"咚咚推"的宗教性与包容性使其展现出以神伦道德展现人伦道德、以善恶对立凸显良善判断、以全民参与映射平等原则的伦理特征。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有了"神-人-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论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调整的原因——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研究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从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三个层面可以很好地解释奥巴马政府以"巧实力"外交取代小布什政府"硬实力"外交的原因。分析发现,不同的国际格局和国内环境以及外交决策者的不同是促使奥巴马政府调整其外交战略的原因。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续)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有了"神-人-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历史人物“形”与“神”的讲授

历史教学离不开人物的讲授,而人物的讲授必然要讲其“形”与“神”。“形”就是历史人物的外貌特征、生平事迹等;“神”就是历史人物的形象魅力、性格特征、精神气质等。只有讲好历史人物的形与神,才能使书本上的人物活生生地站立在学生面前。     

周人天神信仰源自西北说补证

周人的至上神是“天” ,它来源于西北游牧民族。其论据除已有的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外 ,还有如下三条 :一、周原所出文王时卜辞中有祭“天”的记载。二、“灵台”是周人祭天礼地的建筑 ,在今甘肃省灵台县城内。周人接受“天”神信仰约在季历时代。三、在灵台上祭天礼地的主要是胡巫 ,这喻示了“胡巫”可能是沟通周人与西北游牧民族“天”神信仰的“使者”。     

试析孔子思想中的“天”

与殷商时期"天"的彻底主宰性不同,在宏观层面上,孔子眼中的"天"虽然仍具有至上神的意味,但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制约力量和个体层面的信仰;同时,孔子主张发挥人的主动性而不是靠"天"的威力来改善社会政治秩序。在微观层面上其主要特征包括"天"是秩序之源、道德之源,还体现了一种超越性的"天命"。后世精英士人眼中的"天"的宗教意味有所淡化,但"天"仍然是绝大多数人信仰层面的最高主宰。     

“遮天大王”为织造神蒋子文考——兼议《红楼梦》故事的时间起点为康熙五十一年

"遮天大王"是《红楼梦》中少数尚未搞清身份的神秘人物。本文依据《红楼梦》文本提供的遮天大王圣诞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这一重要时间标志,对"遮天大王"的真实身份及《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间起点进行了初步考察,其初步看法有四点:1、"遮天大王"就是江宁(今南京)的地方神祗——蒋山神蒋子文;2、"遮天大王"蒋子文的另一重身份是织造神;3、张道士为遮天大王做圣诞这一天是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4、《红楼梦》故事的时间起点是康熙五十一年。     

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形式沟通的思考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需要不同种类、层次、形式的教育互相沟通、协调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自学考试")作为国家考试制度和社会化开放教育形式的两位一体,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其他教育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设,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更是在尝试着多种途径、方式的沟通衔接,形成了不同的沟通模式。本文就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形式沟通的实质、类型、途径、意义与原则进行探讨。     

论《孔乙己》的多层叙述结构

《孔乙己》作为鲁迅著名的短篇小说代表,从叙事角度分析,共存在三层不同的"看与被看"叙述层次.分别为:小说人物的"看与被看"、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的"看与被看"、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的"看与被看".通过对不同叙述层次的深入剖析,可明确孔乙己如何在这种"看与被看"中跌入悲剧命运的深渊.     

合目的性与鉴赏判断:康德美学思想的人类学倾向

康德创始的哲学的美学,有意识地从哲学的角度和层次讨论关于美和艺术的学说.康德试图通过"判断力"来沟通理论与实践、认识与意志、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达到知、情、意的协调以及真、善、美的统一;而对"鉴赏力"的考察又构成康德美学思想的核心;审美不仅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更能使人自觉地担当起义务和人格的重量,这使得康德美学思想具有了人类学的旨趣.     

《世说新语》中的"形神"观及其影响

文艺美学形神论的形成,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有直接关系。《世说新语》中已明确地区分了人物的形与神,表现出鲜明的重神轻形倾向,尤其是顾恺之"传神写照"理论的提出,对后世形神观的发展影响深远。     

"九头鸟"的形象流变及其文化内涵

九头鸟原型是楚人的九凤神鸟。九头鸟出现之时并非是面目狰狞的不祥鸟,而是楚人理想和智慧的结晶。是能庇佑楚人永远安宁祥和的神祉。从九凤到鬼车的流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包涵了诸多复杂的因素,正是这些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九头鸟形象由誉而毁,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西游记》中“吃”的四种维度释义及哲学批判

世本《西游记》从四个层次上分别呈现了"吃神",即妖魔对唐僧肉与灵丹妙药的觊觎与贪恋;"神吃",即仙家享受百姓的祭祀供奉;"吃人",即妖魔的以吃人为生的邪恶性与恐怖性;"人吃",群众在除妖之后的请吃,以及作为特殊个案猪八戒的贪吃。通过对不同维度"吃"的释义,"吃"的概念在小说中的特殊意味可以被揭示出来;同时,在哲学评判的基础上,尝试着对中国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与机制作一个反思。     

“比象”探源

中国的"比象"思维是一种直接性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以直观的方式来把握天地万物,并且将人事与自然相关联,力图寻求天地万物对人的意义。同时"比象"不脱离具象,就在对自然万物的观照中体认事物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比象"思维在汉字的产生、原始艺术、先民四方四时观念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都是远古先民在直观天地万物的基础上依类象形创造出来的,是"比天"的产物。在原始巫术阶段,天是作为超自然的力量被崇拜的,比天更多地体现为"以天统人"模式下的"比神"。殷周之际,随着人性意识的觉醒,天逐渐祛魅化,演变成为自然之天或者形而上之天,其典型特质被概括为"道",此时的比天就体现为"以人合天"模式下的"比道",不再是简单地比天之形,而是对天的运行规律及其形而上特性的认识。因此,比象源于比天,却不限于比天,而是从对天和道的认识出发,由原始巫术的比神发展为礼乐文明的比道,最终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