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中“情”之意蕴阐微

《乐记》历来被视作儒家礼乐文明的重要典籍。"情"作为贯通"修身"、"伦常"、"天地"的枢纽和基础,是我们理解《乐记》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乐记》中,"情"至少有"天地之情"、"礼乐之情"、"人情"等三个内涵:"情"从天道而言是"情实";"情"从人心而言是"人情";而礼乐"管乎人情",是沟通"天地之情"与"人情"的枢纽。《乐记》中"情"的三个维度,在理论内部各自成立的同时,彼此之间又浑然一体,可以使用"体、相、用"这一中国传统哲学范式来澄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情"是"乐"的内核,而"乐"又是"情"的彰显;而且,"情"之意蕴的三个维度与"乐"的"体、相、用"又呈现出大致对应的关系。总之,对《乐记》中"情"之意蕴三个维度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乐记》中"乐"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窥测中国传统文化早期"情"论的个中三昧,也有助于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     

叶燮“理、事、情”理论对中国意境论的贡献

本文认为,叶燮"理、事、情"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从诗歌的"情"理论入手,把诗歌的"情、理"之争纳入到诗歌"境"论之中,同时将自然景物和社会事物作为具体引发"情、理"的"事"场域,形成在"境"中言"理、事、情"的诗学本体格局。其次,叶燮关于物之"情"的理论,暗合了中国人观物、体物的审美体验过程,其在物之"情"的空间性和诗歌意境中"理、事、情"的层次性,实现了物情、人情在诗歌意境中的展开与升华,因而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朱熹“人心”“道心”论与善心之本体功夫

朱熹认为"人心""道心"人人皆有,指出"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心,虚灵知觉,人心、道心、善心都只是一个心,是心的不同存有状态。善心,执中之心,达于至善,即是本体也是功夫,而修养功夫之善使摇摆于善恶之间的危殆之人心无时无刻都在去恶而择善,并最终积久贯通达到至善的境界,使人的内在心灵之善与宇宙的外部秩序之善自然融合,达到天人合一之境界。     

“性质美”:荀子人性论辩诬

牟宗三先生尝言:"荀子之学,历来无善解。"自汉以降,"无善解"的现象一直绵延至今。当下学术界大多将荀子人性学说概括为"性恶论",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无善解"案例。本文从"礼"切入荀子思想内在逻辑结构,继而论证"礼"之道德精神是"仁"。对仁存在正当性的证明,实际上已触及荀子思想另一重大理论问题:荀子思想体系中是否存在道德形上学?荀子从道德形上学高度为仁存在正当性进行论证,这是荀子仁学所达到的理论新高度,同时也是学术界自汉以来一直忽略与低估的学术问题。在本根论层面,仁是"天德"。作为"客观精神"的仁具有绝对性、普遍性特点,因而是人之"命";荀子"人性"概念蕴涵三层义项:人之欲、感官功能与属性、"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然德性。在人性论层面,荀子一再声明人"有性质美","性伤"才有可能导致人性趋向恶。"人之性恶"与"未发"意义上的欲没有直接关系,恶不是"本始材朴"自然材质固有的本质属性,恶只与后天"已发"意义上的发生学有涉。荀子人性论立足于"人之所以为人"基础上立论,仁是"心之所发",所以应"诚心守仁","致诚"就是让内在于人性之仁"是其所是"地彰明。因此,将荀子人性学说界定为"性恶论"、"人性恶",不能不说是一深度的误读与误解。     

“德”不可失 “法”不可违——关于当前“失德”与违法社会现象的文化探析

基于民俗文化因素:要"辨风正俗";基于法律文化因素:应强化"法治";总和民俗文化与法制文化:"德"不可失,"法"不可违。     

传统“信”观念探微

"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观念与规范,其基本涵义是真实不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信守承诺。传统"信"观念体现了中国古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具体言之,"信"的核心是哲学之"真",精髓是道德之"善",结果是人格之"美"。     

“至人无己”与“敖倪万物”——庄子人格理想与行迹叙事新诠

《庄子·天下》篇述庄子学行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庄子》他篇叙述庄子行迹所显示的价值取向并不一致,原因多端。庄子在精神、人格上追求道通为一、至人无己、自然无为、虚己顺人,在践行叙事中却睥睨天下、傲视王侯,具有突出的自我意识和傲然个性。笔者从文献、生存论根源等各个维度对这种不一致性予以新的诠释:一是庄子提出"至人无己"理想本身即表明他具有非常突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二是这种理想若要影响社会,必须在践行中具有坚强独特个性;三是文献所述庄子思想与行迹均各自有自己的历程,需细致辨析才能适当把握。这提示读者必须整体、辩证、多维、过程、超越地解读《庄子》文本,才能准确地领悟庄子人格理想及其践行。     

“境”与“韵”的对生共进

在中华审美场中,"境"生"韵","韵"养"境",形成了两大范畴系列的耦合并进:境由物境走向情境,上升到意境;韵由气韵生发出意韵,再升华出神韵;并对应地走向天境与天韵,共同形成了生态文明化的天生之美。     

浅析儒家的"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是儒家孜孜以求和极力推崇的理想人格,有着丰富的内涵.儒家认为君子应当有一颗仁爱之心,高远的志向,重义轻利,与人为善等品质."君子人格"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天理”与“良知”的关系

"天理"是理学中的最高标准,是普遍、客观、永恒的"理",包括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四类。"良知"是心学中的最高标准,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体系,其作为意识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分,具有对意念活动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王阳明说"良知即天理",将理学中的"天理"偷换成了心学中的"天理",可二者并不相同,理学的"天理"是外在于人类的,是高于人类的存在,而心学之"良知"则是内在于人类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     

生成性企业文化的路线

英文中有句俗语--"伟大的组织者赢得的是别人的心和头脑",这与我们通常说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顺序刚好相反.俗语表达的是,比起头脑中的思想,内心的情感才是更能左右人行为的源动力;让人有情感触动比讲道理更有效.反思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遇到的文化难以"落地"的难题,不正是因为我们过多地强调"理"而忽视了"情"?     

清代文化与朝鲜实学

本文从中朝两国文化交流角度,论证了清代文化是建构朝鲜实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朝鲜实学的各派代表人物根据朝鲜社会由虚转实的实际需要,从四方面吸取了清代文化中大量的思想资源一是坚持顾炎武、魏源等人的经世实学思想;二是学习清代的"利用厚生之学";三是高扬清代考据实学;四是继承清代学者的气实体论思想.     

王绩《野望》主题新论

王绩《野望》一诗因使用"采薇"的典故,其诗旨向来难明,众说纷纭,有"归隐说""思故国说"等。但通过对"采薇"这一典故的考辨可知,"采薇"不仅有归隐的寓意,而且它在《毛诗》的传统中也有着积极入世的含义。结合王绩"三仕三隐"的人生经历和他"学剑觅封侯"的志向可知,《野望》一诗融情入景、借景生情,表现了诗人空有入仕从政之心,但不得其位、难以施展才华的苦闷之情。     

从“天理”到“良知”——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

王阳明以朱学为背景,提出"良知即天理"。"良知"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以"天理"释"良知",进而以"良知"代"天理"的过程。王阳明主张"良知即天理",却甚少提到"天理即良知"。在其学说中,"天理"与"良知"的地位、含义并不相同。从"天理"到"良知"的转换不仅是其为学进路的变化、"觉民行道"政治方案的落实,更开启了从性其情到情其性的美学范式的转换,引领了晚明时期新的美学思潮。     

“故事”的力量——漫谈对外新闻传播实效

正中国故事,是"对外传播"题中应有之义;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新闻媒体的分内之责,也是提升对外传播实效的利器。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故事加起来就是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就是理念、形象的具体而生动的诠释和写照。在中国备受关注的舆论环境下,在媒体生态发生巨变的背景下,如何让"故事"本身的力量在对外传播中发挥更大效用,需要我们在传播理     

船山诗学性情观述论

明清之际 ,正是传统文化大整合的一个重要时期 ,此时的王船山继承、综合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与“缘情”的优秀传统 ,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 ,试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 ,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及竟陵派的鄙陋 ,以对“情”的“自得”和“自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的失误 ,以对“情”的本原和超越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理想     

《春秋》与“王道”——先秦学术观念的基本考察

《春秋》与"王道"向来专属孔子与孟子,发展成为中国经学的核心意识。东汉以后,经学上"古"、"今"的流派意识逐渐专断学术,《三传》之传习者虽各持门户之见,但无不是割裂"王道"与《春秋》的大体,各自逆溯孔子的心事。而"王道"的观念,动必专属《孟子》,推衍为东亚治国观念的理想。唯专门之学日甚,"专属"的思维定势,遮断一切实相,《春秋》与"王道"支离,其弊既深且巨。因此,反求真实的历史,势不能不破"专属"《春秋》于孔子之蔽,而解一尊"王道"于孟子之惑。     

《论语》“不器”与“器之”的矛盾——兼论儒家的人生实践价值取向

君子人格是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儒家对于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提出了“君子不器”的重要论断,朱熹理解为君子人格不能如器具一样,只是具有一种特定功用,此说颇有影响。而在《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使人也,器之”的讲法,这种“器之”与“不器”之间的矛盾难免使人们理解儒家人生价值取向和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时造成困扰。该文通过解读文本,分析儒家对于人生与做事的基本态度,重新理解器与不器的关系。在儒家眼中,有健全人格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开放的、处在丰富的关联中的,因此人完整的、现实的生命有别于器,而在面对具体事务时要尽己所能,恕人不能,也不可忽视对人器性方面的把握。     

“礼”与“仁”视角下孔子的鬼神观探析

关于孔子的鬼神观念,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对孔子生活时代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观念以及由"礼"与"仁"所构架的整个儒家思想体系进行分析可得知,孔子一方面是借鬼神祭祀来恢复"周礼",进而维护周代上下有别、长幼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孔子又将鬼神祭祀转化为了一种不需服从于神的个体的人格自觉、道德完善与社会政治理想。     

“女儿”纯洁论的隐喻传统与《红楼梦》的文化拯救策略

对儒家仕进之路的质疑,使得《红楼梦》试图借助对"女儿"纯洁的认同实现对文化危机的拯救。作为对"香草美人"文化隐喻传统的继承,"女儿"之真、纯、美在明清之际被视为"道德纯洁"和"政治干净"的象征,并因此被赋予形而上的意义。但是《红楼梦》的展开过程却宣告了此一拯救的失败。其原因可归结为:其一,宝玉的女儿崇拜论的狭隘;其二,宝玉对女儿气质的偏至认同。因之,"女儿"的终将长大与"诗性"的终将逝去,最终导致了整个诗性家园的毁灭。故而《红楼梦》既展示了对"女儿"救世理想的憧憬,又亲自进行了拆解。所以籍此,《红楼梦》不仅将晚明以降对"女儿"、"情"的讨论推向更深更远处,同时亦对文人在当时语境中的自我价值选择困境做出了一个批判性的、寓言性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