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时期的“孔教复原”

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就文化思想运动而言,进行文化批判与重构是它的重要内容,而中心一环则是“孔教复原”。“孔教复原”一语见于１９０１年梁启超所作的《南海康先生传》,是他对康有为所从事的儒学改造工作的概括。其实,这...     

重整社会秩序的挫折——康有为的孔教观及其困境

在近代中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中,康有为是极其重要的一位,然而康有为的家世背景、所受教育、生存环境、思想根柢和品性气质决定其一生只能在改良的道路上行走,而不会再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在近代中国暗弱的年代里,康有为试图复活孔教的价值,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倡议定孔教为国教,整饬社会、挽救世风,保存中华文化,实现道德重建的理想,甚至还试图以孔教教化海外民众,发扬国声。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尽管有其价值观的追求,但既与新的时代精神不合,行为乖戾,又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与诉求相背离,难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在近代中国,要建立一种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道德体系,只有有待于康有为身后的来者。     

因地制宜:晚清温州士绅与儒学的地方性实践

道咸以来,儒学因遭遇"千古之奇变"而面临无奈的沉沦,是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作为社会重心的士绅阶层因时代的变局发生转型、分化,其再生产机制亦因科举停废而中断。但士绅在地方社会的文化权势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以儒学及其价值观念为其乱世生存的基本道义,并在外在行为上表现为积极维护儒学价值的种种实践。晚清温州士绅有意识地表彰南宋永嘉之学的努力,实乃一种从传统中发掘地方重建资源的地域文化意识自觉使然。而永嘉之学"经制事功"要义和"坐言起行"精神的重获提倡,催生了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经世意识,最终落实为由"家"而"乡",由宗族而地方文教的实践逻辑。晚清温州士绅以儒学为中心、以地方事务为取向的"因地制宜"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如下观察,即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变局时代面临严重的价值危机,而作为文化实践的儒学却在地方社会中表现出相当的践履能力。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为中心

本文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三个概念.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家、儒学、儒教(孔教)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这是其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在对儒家伦理蕴含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在学术层面能将孔子与后来的儒学、儒教区别开来,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成就作平实的评估.本文认为传统与现代可以沟通,但反传统毕竟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任何具有文化价值的思想学说,它的恒在意义只有在时代之镜的折射下才会发放出它的光彩.     

复辟笼罩下的都市大众文化探析——以“文明戏”为案例

在一段政治倒退的时期,作为大众文化代表的文明戏却繁荣发展,难道是复辟导致了繁荣?从产生之初,文明戏一直作为精英批判的靶子,劣迹斑斑而必然消亡,这是事实还是想象?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化,在复辟时期的上海这个舞台上到底上演了怎样的一幕?本文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做初步的探析。     

儒家整体主义话语的后现代反思

儒学的整体主义思路由来已久,至现代新儒学而达其高峰。通过对传统儒学整体观的阐发及有意识地汲取西方古典哲学的本体论思想,新儒学建立了一套能够融合现代意识的新的整体主义论说构架。本文认真地探索了这种整体论话语建立的逻辑基础,并指出其向实践层面上演绎可能导致的一些偏差,尤其在全球多元对话的今天已经面临的严重危机。因此而以为儒学发展的下一思路应当是从对整体主义/本体论的舍弃入手,并借此而从新儒学中步出,趋向一更富包容性与广泛现实品格的当代后儒学。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继承及发展

魏晋玄学因在儒学被定为主流思想后倡导道家复兴而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哲学思潮,其内容和形式都体现了鲜明的道家特征,但玄学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还是对传统儒家的继承和改进,从而使之适应于魏晋时期混乱的社会状态。由于社会阶级原因及统治者的高压黑暗政治,玄学家们通过道家理论阐释传统儒家思想,使之与当时统治者用来追求利益的"假名教"区分开来,营造出一片传统儒学价值观的净土。     

儒学复兴与西汉官僚的政治操守

西汉盛世来临,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与过去的差别,但核心价值是儒学的复兴。西汉盛世的儒学之士信奉孔子思想,都是有坚守的理想主义者,如辕固生固然是其中代表,而儒学复兴最有力的倡导者董仲舒更是揭示了君权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的政治宗旨,以君权神授的主张实现限制君权的目的。董仲舒把自己的主张运用在政治操守之中,成为西汉儒生官僚在政治操守方面的典范。而以儒生而至大官的公孙弘、宽,以及其他众多官僚,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他们的言论必称经典,反映其尊孔精神,而其行为,也大体以正直、直谏、忠世论,虽各人不免有过失过错,但大节不失。他们基本合于圣人对儒生的要求,其政治主张也更多体现爱民忠君之精神。     

后现代语境中的儒家本体伦理学发展

本文对“后现代”进行了探讨,指出后现代社会作为对现代性的发展,具有两重性,并包含着对人自身发展的危害,因此而提出人在后现代社会中仍需进行自我精神修养的问题,以便借此认识自我并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而这也就是需要发展儒学尤其是儒家本体伦理学的理由。为应对一些西方学者以后现代的方式消解儒学的原始经典,文中提出以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解读文本意图,以克服偏见与盲目性。为探究儒家精神的真谛,本文勾勒了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以为后现代社会的出现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由此而提出了在当今后现代语境中发展新新儒学的可能。最后质问了儒学本体论和道德论能否被解构的问题,并提出在解构中建构的方法与原则。     

儒学的自我继承与创新

文化总是在连续不断的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没有继承 ,文化就会断裂 ;没有创新 ,文化就会枯竭。近代以前 ,儒学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 ,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它善于继承与创新。继承 ,使儒学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品格 ,使儒学成为儒学 ;创新 ,使儒学不断实现自我更新 ,产生儒学新形态。重继承亦重创新 ,在继承中创新 ,继承与创新交织在一起 ,儒学因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历史进入近现代 ,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在批判中 ,儒学衰落了 ,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儒学还能不能自我继承与创新 ?这是个令人疑惑的问题。这里…     

后儒学的文化面向

牟宗三先生以理论系统之建构为标准,将儒学区分为先秦儒学、宋明新儒学以及当代的新儒学。当代新儒家则以三统之建构为主,此即道统、政统及学统,尤其是开出知性主体及民主建国更为重心所在。当牟先生过世之后,新儒学已迈入后儒学的时代。后儒学重点并不在对儒学本身系统的重构,而是以儒学的角度响应时代的问题以充分展现儒学的实践性与实用性。拜科学技术进步之赐,人类文明已有异质性、跳跃性发展。新时代的文明已不再只是量的差别而在根本性质上便已不同。此中,全球化趋势及其衍生的问题将是后儒学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所在。无论是环境生态、文化冲突、贸易平衡以至于国际关系,无一不是在全球化的场景中展开。因此,后儒学首先便要以全球化趋势及其问题为核心,由是而逐步建构一相应的理论系统,完整掌握21世纪的发展,同时也在这样的发展中恢复儒学的实践力与时代性。此中,我们遭遇到的主要问题,便是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如何建立。儒学研究者往往限在人文学科,尤其文史哲的领域,如何能有效使儒学亦进入其它社会及自然科学而产生整合效果,应当是后儒学的主要挑战。     

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政治认同

张晓妍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拗（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撰文指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利益分化成为众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产生的根源。政治认同作为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权力、政治制度等的赞同、认可与支持,也受到了强烈冲击,表现为政治认同危机的出现。在利益分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必须以利益协调为着眼点,化解利益矛盾冲突,才能有效地增进和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稳定。对于当前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     

在心性与政治之间——中国当代儒学的进路

在当代儒学"往何去处"的问题上,其进路不外乎三条:原教旨进路、自由主义进路以及平等主义进路。在确定进路之前,儒学应当对自己擅长领域有明确而谨慎的自觉意识,涉及到宪政框架的意识形态已不可能,而停留在心性层面则失去了政治实践的品格。因此,儒学最有希望的领域是群己权界问题,而考虑到群己权界问题上的自由主义与儒学传统的根本对立,一种致力于群己权界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儒学是值得期望的。     

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化

孟子在宋代以前的社会和文化地位与先秦诸子无异,处于不著不察状态.唐中期孟子开始受到思想和社会的尊崇,宋代完成了《孟子》由"子"升"经"、孟子本人入孔庙配享成"圣"的全面升格.与此同时,形成了与"尊孟"并行的"非孟"思潮.孟子升降沉浮,与唐宋时期儒学更新的文化运动和孟子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是否合宜有直接关系.     

主持人语

正康有为是晚清维新派的领袖,曾直接参与百日维新的规划,其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曾引领时代潮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将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并列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代表。康有为以及他所代表的一派政治势力,是清末民初政治变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错综复杂,要理解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就不能不研究康有为。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中为数不多的思想有系统性、原创性的思想大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探讨

思想政治工作对我们党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是我党的政治优势,也是开展一切经济建设的支柱。新形势下改革与发展、社会生产经营与其他各项工作都需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发展基础、精神动力以及思想保证。然而现行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因诸多原因而面临着困难,必须要从方法机制与观念内容等方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其时效性以及针对性,使其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证和动力。     

论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困境及传统文化问题——以儒教在当代中韩两国的命运为例

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直指政治禁区,要求在现实政治上复兴儒教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为主要特征。由大陆新儒家主导的儿童读经热、建立宗教性儒教组织、儒教网站等,使当代中国呈现出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思潮,但也因此陷入了政治上的专制与民主、文化上的等级与平等、经济发展上的"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争。同时,因为坚执"儒学(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导致当代中国在传统文化问题上陷入"多元文化论"所造成的模糊文化心态中,以致百余年来始终无法弄清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什么是糟粕,只能在"批判地继承"中陷入民族文化的思维困境。本文以哲学上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概念界定,尝试使当代中国走出儒学(教)与传统文化及现代化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困境,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提供哲学依据。     

论汤一介先生的当代社会儒家伦理观——儒家伦理“三纲”观念之古今

我们对于儒家伦理的讨论,需要和当今时代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在经过了百多年来的发展之后,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的家庭、社会、政治伦理规范和伦理观念,是我们讨论传统儒学纲常伦理体系所具有的现实伦理基础。这也是我们的讨论不同于清末民初时期伦理观念的中西古今争论之所在。对于儒家伦理,汤一介先生的伦理思想和儒学实践是我们继续儒家伦理问题探究的基本参照。     

儒学正统的重建--王船山思想的特质与定位

本文认为 ,王船山不仅是儒学思想家 ,也应当被视为宋代以来道学运动中人 ,只是他的思想形态属于道学中张载的一派 ,并与朱子有着复杂的继承关系。同时 ,船山又代表了不同于明代理学而代表了清代儒学新的学术思想的观点。在总体上 ,船山的思想方向和反思活动 ,是以“文化的反省”与“正统的重建”为主要特征。     

以史为训:佛儒关系的考察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重建儒学,是当代学术界传达出的一个新的声音,而这种重建首先遇到的便是其与多元文化如何相处的问题。本文以宋初佛儒关系之交涉为题,考察了其时二教争端的历史事实,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历史上儒家呈显出的排他与偏狭的倾向,及同时出现的儒家温和改革的主张,以便更好地接受历史的经验,使儒学能以积极与更有意义的方式参予当代社会与文化的各种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