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主题的再思考

本文从《封神演义》所描写的事件入手,主旨在于否定教道神话中的“无道”观,对儒教的“有道”理论提出质疑对人物和故事的描写所运用对比鲜明、隐含的褒贬手法进行阐述。指出作品中所反映的宿命论与朴素的民主思想之间的冲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背景所造成的,而作为置射一吉的作用认识不到这一点,以致于在创中了思想上的矛盾,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作者思想的局限。     

再论素质——兼评洪宝书同志之《商榷》

一现代化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归根结蒂取决于现代化人的自身素质.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提高民众素质的问题,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与此相适应,当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应该是以发展和提高人的良好素质为宗旨,研究相应的教育内容,措施和方法.我在《教育研究》1988年第6期上发表了《论素质》一文,此后收到一些同志来信求答和赐教,《教育科学研究》1988年第4期也转载了拙文.《教育理论和实践》1989年第1期又刊登了洪宝书同志与我《商榷》的     

再论《西游记》中的湘方言

方言问题是《西游记》的一个讨论热点，已有学者经过考讧，在《西游记》中发现了少量的吴、山西、内蒙等方言。笔者仔细研究，发现《西游记》中还有较多的湘方言常用词汇，以及诗词赋偈中湘方言韵字与韵律的关系，而且这些湘方言至今还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广东靠近湖南的地区使用；进一步研究《西游记》、《明史》和明末清初时的文人墨客在《西游记》各版本中的著述，发现《西游记》中隐含着“花萼社”的地名，《明史》记载“花萼社”是位于湖北蕲州荆王府的樊山王府中的读书会所，是明代文人墨客读书和创作《西游记》的地方；明代的湖广行省将湖南、湖北归于一个行政区划，这是出现湘方言的原因；另外明末清初的文人墨客对《西游记》的点评和增删修改，很可能是《西游记》中出现多种方言的原因。     

论《封神演义》中的法宝

《封神演义》中大量出现的法宝是小说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种类主要有日常生活器具类、战场器具类、宗教器具类、动植物与自然物质类等。法宝是小说中塑造得十分成功的道具,法宝使得情节更加生动曲折,在小说中产生了十分独特的审美效果,让小说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提升。     

再谈《湘灵歌》——与周振甫同志商榷

读了周振甫同志的《关于〈湘灵歌〉的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一文后,有些不同看法,愿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提出商榷,并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周文中引了《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上所发表的拙文中的话:“《湘灵歌》全诗表达了对‘长沙事件’的无限悲愤,对杨开慧等革命烈士的深切悼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控诉、有力鞭挞和辛辣嘲讽”,他认为“着眼在长沙事件”是不对的,认为这首诗是在歌颂毛主席领导的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胜利和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我以前也这样理解过;后来经过进一步探研,觉得不妥。现在想谈些新的认识,供同志们参考。     

论《封神演义》中的坐骑

《封神演义》中大量出现神魔坐骑是小说虚幻世界中的一大亮点,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与审美价值.小说中的坐骑形态各异,种类繁多,与神魔主体组成了一个个极具魔幻色彩的艺术形象,呈现出奇幻神秘的审美特征.这些神魔坐骑既是虚幻神魔世界的扩大与延伸,也是对传统神魔形象的深化与改造,同时也使得小说情节更加新奇有趣,提升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艺术价值.     

《封神演义》与《伊利亚特》

《封神演义》与《伊利亚特》是两部迥迥异的作品,其中也存在着类同性——描写人类战争时有神的参与并由神来决定胜负,这种类同又主要来源于两者有近似的宗教信仰背景即多神信仰系统。但这种类同仍然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社会阶段的不同,主要还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乾坤哲学”与治《易》方法——与徐志锐同志商榷

读了《哲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徐志锐同志的《论<周易>的乾坤哲学》一文,很受启发。文章对《周易》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见解是精辟的。但总的印象是,由于作者方法的偏颇,导致了把古代《周易》的哲学思想抬到了现代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不能准确地揭示《周易》“乾坤哲学”的真实内容,还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本文不拟对《论<周易>的乾坤哲学》一文所涉及到的《周易》哲学思想做全面的讨论,只是就治《易》方法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徐志锐同志和海内治《易》通家。     

再谈《石头记》原作者问题-与徐乃为同志商榷

《石头记》的“脂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出自多人之手，不全是脂观斋一人所批。回前回后的大字批，情况更加复杂。徐乃为说回前批全是“曹雪芹批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曹雪芹是《石头记》的原作者这一结论，不容推翻。所谓“曹雪芹披阅增删”，那不过是作者的托词，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前言、茅盾的《腐蚀》序一样，“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而且也不是躲避文字狱。曹渊即曹颜，虽不失为一家之言，然尚不能定论。即使论定，也不能剥夺《石头记》原作者曹雪芹的著作权。     

《探讨有益》续篇——与武世珍同志再商榷

战友武世珍同志最近寄赠给我一册本年度第四期《西北师院学报》,内有他《关于神话生成的时代问题》一文,是根据发表在1985年第四期《民间文学论坛》拙作《前万物有灵论时期的神话》一文有关神话起源的时代和活物论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而予以申述的。我因身体欠佳,精力不济,本来不愿再在学术问题上多所争论,但感于世珍同志在学问研究上态度的严肃认真,附信又声称“恳请批评指教”,兼看了封底“本刊更名启事”所说,今后将“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如今有些刊物实际上难于作到的)等等,使我感到高兴,激发了我的心志,因而又鼓勇提起笔来,草此《〈探讨有益〉续篇》短文,     

再论《水浒》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兼及《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成书的一个侧面

以前我写过论文《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见文集《论汤显祖及其他》)和《金瓶梅成书新探》(上海《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四车第三期),因此本文加上“再论”二字。《水浒》不是个人创作,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鲁迅、郑振铎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早就解决了的问题,迄今并未有人提出异议。     

学习《论语》浅见一二——兼与靳乃铮同志商榷

(一) 《论语》开宗明义《学而》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寥寥三句话,是孔子主观上已经肯定,却又以探询试问的惊叹语气,征求学生意见,使人信服而又不强加于人。这正是他循循善诱的良好教学法。人必须学,学而后知,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的精神。学者效也,学就是实践。学就能获取知识。 学了之后,还必须“时习之”。近代心理学家用了许多科学实验,证明及时复习对巩固知识的重要性。人们学任何东西,不可能过目不忘。据说三国时的王粲,和人一起跑路,“读道边碑”,一次     

《西游记》《封神演义》的五“同”五“异”

一、同是神话巨著,但一为礼佛,一为崇道;二、《西游记》《封神演义》“同”是儒、释、道互补之作,但《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出世”,而《封神演义》的主导思想是“入世”;三、哪吒、杨戬、李靖、木吒,是《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同”有人物,但在书中所起的作用相“异”;四、《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共“同”移用说话人写景状物的诗、词、赞;但“异”在《封神演义》移用马虎,《西游记》移用贴切;五、《封神演义》《西游记》同是累积型的作品,但《西游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牛魔王、铁扇公主等等众多传世的艺术形象,《封神演义》则除了哪吒、比干的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外,其余人物塑造乏善可陈。     

读《论李岩》——与孟凡人同志商榷

孟凡人同志在其所撰《论李岩》①一文中,对李岩作了全面否定。认为李岩参加农民起义是为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为将来投降明王朝作准备;参加起义队伍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顽固地站在官僚地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旧秩序,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干扰、破坏、篡改起义军革命路线;他的被杀,是与李自成在立场、思想和路线上存在深刻分歧的必然结果,是罪有应得。因此,“李岩绝不应该被同情或歌颂,而应予以     

再论《毛序》之作期晚于《史记》--兼与王洲明同志商榷

范晔确认<毛诗序>为东汉卫宏所作之后,郑樵、苏辙、魏源及程大昌、朱熹、崔述等又力主此说,可见<毛诗序>的作者不能排斥卫宏已成为很多著名<诗经>学者的共识,因而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毛序>受<史记>影响之证据,自宋之郑樵至清之三家诗学者魏源与王先谦也多有论述,虽尚欠完整,但大都言之成理、证据确凿,故也不能等闲视之;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若干证据,当然只是一种学术探讨,并非定论,但也不宜作简单化的处理.     

不同的表现相同的本质——论《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女性类型的异同

<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的女性形象都有相同的三类,而两书所侧重和肯定的类型不同,妖精完成使命有别;两书都表现了红颜祸水和德欲矛盾的观念,尤其都设置了一组对立的类型,表现了对女性的轻视和不平等.     

《西游记》三论

《西游记》作者,将全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如儒、释、道、周易八卦、阴阳五行等,凝聚在一部八十万字的巨著中,指出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惟论者研究所见,只重于文学方面,而忽视了根本的奥义。本文试图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西游记》的文化原型。所谓“西游”,是要完成儒家的“西南得朋”、道家的“抽坎填离”、佛家的“四大皆空”;所谓“取经”,实是修取《心经》;所谓“修心”,西天历程,实是心路历程,九九八十一难,脱去凡心,即见真心。转识成智,立地成佛。以上三点,乃是《西游记》的核心。     

《西游记》三论

《西游记》同《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并称为明代的“四大奇书”。虽然都是“奇书”,但各有各的“奇刀处。《西游记》的不同之处是:人物奇、景物奇,故事奇、结构奇、蕴涵奇,奇思奇想、奇模奇样……然而,它的奇,又非“离奇”,让人不知所云,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相反,人们正是借助这些奇人奇事,奇景奇思,由奇入妙,由妙入玄,从中感受到智慧,幽默、魅力,思悟出社会人生的哲理和真谛。正因为如此,这部书,自成书至今400多年来,一直盛     

《论丑》与逻辑——兼与刘隆民同志商榷

丑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它跟美相对立,是美的否定和反衬,又跟其他的美学范畴如悲,喜、崇高,滑稽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丑与美是对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很多学者在论述美的时候往往也涉及到丑。然而,“丑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来加以专门研究,开始于近代,主要代表者是德国一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如罗森克南兹等人。他们揭露了丑的矛盾性质,认为丑不同于假、恶,当丑仅以其感性形式进入审美领域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具有某种积极的审美价值;指出丑与滑稽有一定的联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很多美学著作,仍然极少有把丑作为独立的美学范畴进行阐述的。因此,刘隆民同志在《论丑》一文(《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中进行的理论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福建与《西游记》漫论

1983年《文学遗产》第2期,曾发表允平介绍日本学者矶部彰的文章。矶部认为,在北宋末南宋初之间,就存在着“猴”(行者)奉三藏法师赴西天取经的故事。他举张世南《游宦纪闻》所记福建永福县流传的故事,以及洪迈《福州猴王神记》的内容,认为《西游记》的故事,以猴行者这个形象在福建地方扎下根来为契机,获得了新的发展,猴行者因吸收了福建地方野猿的故事及风俗故事,使《西游记》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更加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