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农牧交错区农业生态系统健康测度及其持续利用对策——以赤峰市为例

生态系统健康作为全球管理的新目标,作为分析生态系统的新方法而受到青睐,是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根据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和农牧交错带农业生态系统的特点,从活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3个方面选取18个指标.构建了农牧交错带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应用于赤峰12个旗(区、县),得到如下结果: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处在"健康"标准是红山区和巴林右旗;处在"临界健康"标准是克什克腾旗、元宝山区、敖汉旗、松山区;处在"不健康"标准是宁城县、林西县、巴林左旗、喀喇沁旗、阿鲁克尔沁旗、翁牛特旗.评价结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说明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是可行的.最后提出了农牧交错带农业生态系统持续利用的对策.     

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最优方案——以巴林左旗为例

根据巴林左旗气候特点和产量水平,运用系统工程理论中的线性规划方法对巴林左旗的作物种植结构进行调整,这对增加农业种植效益和农民收入、有效改善生态环境、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结构重建研究——以武川县为例

由于长时间的过度开垦,农牧用地不协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牧交错带的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文章分析得出,牧草地在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土地利用结构中具有明显的优势,退耕还草是重建该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根本途径.文章从区域实际出发,以武川县为例,研究提出了土地利用结构重建--退耕还草的具体方案.研究表明,武川县大约需要用30a的时间进行退耕还草,目前须退还11°以上全部坡耕地,2010年前须退还7°以上的坡耕地,2020年前须退还50%的6°以下坡耕地,2030年前须退还另外50%的6°以下坡耕地.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畜牧业发展的科技需求——以内蒙古准格尔旗为例

农牧交错带的畜牧业在国家的生态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对科技的需求强烈,应加强开展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     

农牧交错带作物气候生态适应性分析——以巴林左旗为例

针对农牧交错带粮食作物,采用贝叶斯准则进行生态气候适应性多因子综合评价分析。初步分析得出粮食作物在半干旱、干旱环境的自然生态适应性,从而解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对农牧交错带进行了系统辨识。介绍了该地区各种作物种植优势问题,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依据。     

北方农牧交错带作物耗水特征及其与气温和降水的关系——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为例

当前干暖化的气候变化趋势对北方农牧交错带农作物生长发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农作物耗水特征及其与气温、降水的关系对指导当地农业生产与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北方农牧交错带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为例,基于1960年-2007年的气温、降水等气象资料和1983年-2007年的土壤水分数据,分析气温、降水变化特征,划分降水年型,研究小麦、莜麦和马铃薯三种当地典型作物的生育期耗水特征,探讨气温、降水对作物耗水的影响。研究表明：近50年来,武川气候呈现干暖化趋势,生长季平均温度每年升高0.03℃,生长季降水每年减少0.9mm;近25年来,干暖化趋势更加明显,生长季平均温度每年升高0.08℃,生长季降水每年减少2.5mm;作物耗水量随之呈现减少趋势,小麦耗水量平均每年减少1.65mm,莜麦每年减少2.04mm,马铃薯每年减少3.85mm。作物耗水量在不同年型表现出差异性。马铃薯、莜麦耗水量明显多于小麦。降水变化对作物耗水量影响显著,当前气温升高、降水减少的趋势不利于北方农牧交错带作物生产,培育抗旱品种、发展抗旱栽培管理措施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基于遥感的农林牧交错带耕地动态变化及管理研究———以内蒙古科右前旗为例

利用陆地卫星TM 1∶5 ×104 1991 年和1999 年春末同一比例尺同时相影像,对位于我国北方农林牧交错带的科右前旗耕地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并应用气象卫星NOAA2AVHRR(1km ×1km) 1 ,2 波段数据计算月平均植被指数(NDVI) ,进而研究该区域耕地变化的脆弱季相。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归纳出科右前旗耕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土地管理的角度对耕地持续利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农牧交错区50年来耕地开发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以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杜蒙县是一个20世纪初开始农业开发的牧区,近50年的农业开发力度较大.在遥感和GIS支持下,乙用TM、MSS、地形图及相关资料,对1954年～2001年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耕地开发过程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区近50年来耕地急剧增长,耕地增长的土地来源主要是草地和沼泽地,还有部分林地和治理后的盐碱地.耕地也有部分转为林地和城镇及居民用地,其中80年代初实行"退耕还林还草牧"政策,有部分耕地变为草地.其驱动机制有人口的增长,主要是汉族人口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是农机具的大量使用,使人们有能力开垦大量的土地;土地政策,对耕地的开发起到宏观调控作用.     

耕地和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也随之上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会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是,劳动力流动受诸多因素影响,对单个农户而言,在一定的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条件下,家庭结构、土地禀赋等是影响其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关键要素。为回答在当前我国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和农业利好政策条件下,农户耕地属性和劳动力禀赋对其劳动力析出的影响,本文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利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耕地和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属性和劳动力构成对其劳动力析出过程有显著影响,具体为:劳动力禀赋对劳动力流动过程有显著影响,家庭劳动力男女构成不同,其成员的析出也不同,导致家庭内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分化现象;耕地属性也影响劳动力流动过程,土地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户决定其成员是否流动所参考的重要依据。     

农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保障——以内蒙古为例谈农牧产业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内蒙古农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通过政府职能的发挥,贯彻实施各项惠农政策,规范市场行为与市场环境,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打造知名品牌,并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牧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开发农村牧区的人力资源,实现农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两种生态补偿模式效应对比分析

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存在着针对土地和针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两种生态补偿模式。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本研究对比分析了这两种模式对农牧户家庭生计的影响和农牧户接受生态补偿的意愿。结果表明,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目标的生态补偿模式使农牧户畜牧种植规模明显减少,且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推动劳动力转移、促使产品生产转向市场销售以增加家庭收入等。这种模式虽然在以规模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总体上具有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使社会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功能。另外,劳动力非农化的变化趋势表明,只有对农牧户的生态补偿持续进行一段时期,方可能使当地的生态系统从根本上得到显著改善。     

近50年四川省耕地变化分析

耕地面积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利用四川省及省域范围内的21个市、地、州1952年～2000年的耕地变化数据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化的经济、社会等主要因素,对四川省近50年的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是引起四川省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经济发展引起耕地利用总量的变化、造成耕地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大量非农用地对耕地占用的增加,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科技进步,可改良耕地,提高粮食单产,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的占用和需求.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粮食供给压力增大,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要占用大量耕地.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据此预测四川省未来耕地数量的变化,结果表明2010年、2020年、2030年四川省耕地数量分别为419.101×104hm2、396.849×104hm2、374.816×104hm2,并提出了四川省耕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中国耕地变化及其对生物生产力的影响 --兼谈中国的粮食安全

利用覆盖中国国土的Landsat遥感数据,本文监测了1986-2000年间耕地的变化态势,并利用农业生态区划模型,计算了耕地变化导致其生物生产力的变化。研究表明,1986-2000年耕地面积增加了265万公顷(或增加了2%),耕地的平均生物生产力下降了2.2%;研究还发现,耕地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没有造成显著影响。适度的耕地非农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为遏制这一转移趋势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湖北省耕地资源净外部性价值量测算及财政转移支付

耕地资源既能产生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态福利,具有正外部性,同时也会因为不合理利用而损坏人类的福利,产生负外部效应。仅仅估算耕地的正外部性价值量,可能会高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额,不利于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本文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分别测算了耕地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价值量,进而得出耕地的净外部性价值量;此外,通过测算各区域内部的外部性需求量得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盈亏水平,并据此实施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①湖北省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对外界环境均起到了正面影响,但省内耕地资源的净外部性水平差异明显;②扣除区域内部的外部性需求量,湖北省共有41个县(市、区)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有盈余,属于财政转移支付受偿区;同时,共有61个县(市、区)耕地资源的外部性处于亏损状态,属于财政转移支付支付区;③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5.030%,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内。研究成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初探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对于避免规划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有着重要性的战略意义.基于生态安全来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充分体现土地利用规划格局影响生态学过程的作用机制.本文以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区域-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及其评价方法,并基于GIS对研究区进行了土地利用规划前后的环境影响评价,得出如下主要结果:①土地利用规划前(2000年期间),研究区有一半以上的总面积处于土地沙化和土壤侵蚀的危害,中西部地区的土壤侵蚀和东部地区的土地沙化依然严重,需要采取严格的水土保持和防止沙化措施;②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实施调整后,研究区平均生态安全指数为4.13,处于生态较安全等级.研究区内没有生态不安全区和生态极不安全区分布;③评价结果能反映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说明构建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与评价方法是可行的.     

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服务合理消耗多主体模型构建

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多主体模型是用于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表达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适用方法。以内蒙古农牧交错区生态系统服务消耗为例,研究了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多主体模型的构建方法,包括调查数据的分析与提取,农牧户及其成员多主体运行规则的研究和制定,生态系统服务压力指数的定义,地理数据的导入及模型运行空间的创建,模型参数选择及其初始化等。模型系统研发及运行结果表明,以本方法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多主体模型可以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的过程,所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视化、过程可展现、数据分析直观等特点,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动力机制——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热点问题之一，其中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研究意义尤为重大。本研究利用广州市花都区近30年来的普查、更新调查和逐年统计数据，结合卫星影像资料和实地调研，在深入分析耕地数量变化时空特征基础上，重点对耕地变化影响因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出：工业化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及城市化分别构成全区耕地减少的第一、二驱动因子，经济对外开放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土地政策、土地规划、经济政策和行政区划等制度因子亦对耕地数量周期性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综合运用耕地保护管制和经济调节手段、建立土地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体系、加强建设用地规划与整理整治、促进集约用地和内涵式发展等是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调控的主要路径。     

快速城镇化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1985年～2000年快速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指结构变化)的态势.对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机理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带来人口、经济的非农化及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这些影响都在土地利用上得到落实,并通过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变量,同时尝试性的将各类用地变化率绝对值之和定义为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标准,并构建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分析,得出研究区域1985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文章还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原锡山市城市化发展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倾向进行了相应的数量分析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不再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增加耕地占用的边界年份在2014年左右.     

边境贸易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演变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对于揭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机制、未来土地利用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绥芬河为典型案例,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时间和空间耦合角度分析边境贸易快速发展下的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边境贸易发展早期建设用地主要解释因素为固定资产投资,后期由于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工业生产总值占主导作用;2000年之前自然地理因子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的主要限制因素,之后则是离对外贸易区距离、离边境线距离等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的作用逐渐加强。进行边境城市绥芬河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分析,既能丰富边境城市研究,也能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以南宁市江南区为例

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影响耕地整理潜力的因素很多，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指导耕地整理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南宁市江南区为研究区域,依据耕地整理的综合目标，从耕地可利用空间扩张潜力、生态环境改善潜力和生产力提高潜力三个方面选取13个指标，构建了耕地整理潜力评价的二级指标体系。 并以此为依据，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建立了耕地整理潜力评价的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数学模型，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运用评判模型把南宁市江南区61个行政村划分为Ⅰ、Ⅱ、Ⅲ、Ⅳ四个耕地整理潜力等级。评价结果表明，Ⅰ、Ⅱ级耕地整理潜力区主要分布在苏圩、延安、吴圩、江西镇，适合规划为将重点整理项目和近期开发项目。模糊综合评判结果表达为评价单元对每一潜力等级的隶属程度，较好地解决耕地潜力级别归属模糊性问题，使评价结果更切合实际，为进一步划定耕地开发整理区、安排项目规划和实施时序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