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

宋代社会盛行诉讼，尤其是经济与文教比较发达的江南地方，关于财产权益等项的民事纷纷多演变为诉讼，向官府求取公正的裁判。为此，民间出现关于法律知识的教学，帮助进行诉讼的服务性活动。促成讼风的原因，有官吏的违法徇私、豪强的欺诈剥夺、经贸活动的频繁以及文化教育水平提高等多种。对尚讼的现象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这是民刁顽，“难治”；另一种则认为是民知法，“易法”，难处在于政不廉，法不平，“在上者自紊其法”。纵观古今，健康的诉讼活动，是有法可依的一种进步的表现，是民众信任政府，愿意接受官吏裁决的表现。同时，诉讼的展开，也有利于抑制吏治腐败。如果民众争端不由官府排解、解府失去权威，那么社会危机将会更快蔓延开去。     

宋代民众诉讼观浅析

在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无讼"、"息讼"一直是主流论调,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某些朝代,也曾出现过"好讼"、"健讼"。在本文中,笔者以宋代中国普通民众的诉讼观为切入点,试图分析宋代时代背景,及民众诉讼观"好讼之风"的场景,探究其形成原因。     

论《词源》词学思想形成与宋代文化的关系

一种文学思想的形成往往不能脱离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张炎《词源》中提出的存“骚雅”、有“意趣”、风格“清空”的词学审美理想,与宋代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尤其是诗文审美取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文人注重以儒家为本,以释、道思想为辅的人生态度,追求不离世俗而又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在诗文创作和欣赏上,宋人重视作者心性学养在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崇尚淡泊高远、空灵含蓄而意蕴丰富的艺术境界。张炎《词源》的词学主张正是宋代的文化取向在词学思想中的反映。     

宋代法制发展对诉讼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重视法律作用和法律建设的一个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任法而治的朝代。为了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宋代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民商事法律制度发展迅猛。北宋末年的统治者首先在民事诉讼方面大开越诉之禁,并且增立了越诉之法。民事法律制度的演进和诉讼规则的程序化,成为尚讼或健讼盛行不可或缺的制度环境。     

一部新见迭出的宋代文章学研究专著——评马茂军的《宋代文章学》

马茂军先生的新著《宋代文章学》,理论新见迭出,考证成绩斐然,是一部代表了当前宋代文章学研究水平的一部力作.     

民俗学视野下的宋代民间歌谣

通过民俗学这个角度对宋代的民间歌谣进行归纳分析,从婚姻嫁娶、地域民俗、物产饮食、市井风情等四个方面切入并结合宋代民间歌谣实例．来展现多彩的宋代社会生活中的风俗情态。     

经典重构：文献学视阈下的宋代楚辞学转型及影响

随着刘向编辑《楚辞》成书及王逸《楚辞章句》的盛行,“楚辞”在汉宋间的篇目与概念基本被《楚辞》限定。而宋代楚辞学则发生了文本(文献)层面的转型,晁补之、朱熹等突破了旧本的思维限定,在更易“楚辞”篇目的同时重塑了“楚辞”概念,还积极拓展了楚辞文献的范畴,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楚辞”的重新构建。宋代楚辞学表现出的文本革新思想,直接促进了元明清时期楚辞学多元化面貌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楚辞学的发展。     

论宋代理学家词学观及其创作特点

词在进入文人创作领域之后,在渐趋雅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正统儒者所接受,理学家也都普遍染指词的创作,且对词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此产生的独具特色的理学家词学观与有别于宋词主调的理学词派则又不可避免地对整个词学发展进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渗透和影响。一般而言,北宋理学家大多对词持坚决否定态度,涉足词的创作者亦少;南宋理学家对词的态度大多较为通达,对具有充实内容并发挥社会功用者甚至大加赞赏,自身也大量涉足词的创作,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

宋代"乡先生"的教学满足了平民阶层接受教育的客观需要,他们以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维系着儒家典籍的传承.乡先生的<诗经>教学侧重于<毛诗序>等前代经典的传授,是平民阶层<诗>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他们也是宋代<诗经>学话语重建的积极参与人,由于有了这一群体的加入,使得宋代<诗>学研究风格的转变不再仅仅局限于少量重要学者身上,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推动了宋代<诗>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宋代福建庙学的时空分布

宋代福建庙学从分布密度看,闽东最高,莆仙次之,闽南和闽北又次之,闽西最少;从政区分布角度看,福州雄居八闽之首,建宁府和泉州次之,汀州又次之,南剑州、漳州、邵武军并列第四,兴化军最少;从新建数量看,北宋远多于南宋,就北宋而言,仁宗朝最多,真宗朝次之,其余几朝相当。进一步研究表明,正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改革及当政者态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教风尚、北人移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形成宋代福建庙学时空分布不均衡的特征。     

宋代人的读书风气与高雅境界

宋代是一个文化发达、盛行读书的时代.宋代社会精英与庶族平民包括君臣仕宦、学界大师与农工子弟,笃志进取,嗜书如命,勤学苦读,蔚然成风.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知识修养渊博、追求高雅而品格高尚的一代名臣贤相或学界名流,或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近代学人所言宋代经济之繁荣,科技之发达,文史哲等领域诸多成就之登峰造极,其实都离不开这种近乎狂热的勤奋读书精神和笃志苦学的不懈努力.宋代的重学崇文之策、浓郁的读书之风以及读书人的高雅境界,为当今社会培养良好的读书风尚、纠正异化的读书目的、净化社会风气和完善读书人的自身修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浅析唐宋女装风尚的转型

唐宋女装既有沿袭又各具特色。唐代女装雍容华贵、性感大方,而宋代女装清新自然、典雅娴淑。唐宋女装风尚出现转型的主要原因是唐宋社会变迁和服装本身的规律性变迁。     

宋代富民诡名寄产及挟户规模考察

宋代富民为逃脱税役而隐匿资产,或将土地财产诡托于真假官户、寺观、贫民下户和逃亡户,或诡分子户,少则几户,多见几十户、上百户。官民诡分子户在下户中所占比例高达70—90%,诡户者可占到总户数的21.5—41.4%,其中富民之诡户大概为总户数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之间。富民上户以诡名寄产逃脱赋役现象的普遍存在,说明这是他们作为一个阶层的共同行为,对唐宋以来国家所确立的以财富为主要征税依据的赋役政策的逃避或反抗。     

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安置

北宋时期的契丹归明人是指归附北宋的辽国人。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安置措施既受到归明人出身背景的影响,也受到北宋与辽国关系的影响。赐与田宅是安置契丹归明人最普遍的措施;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后代实行恩荫政策,归明人子孙在恩荫制度下可以继续享有录官、赐田等优惠政策,表明了北宋对契丹归明人政策的连续性。     

论清初书院的理学与教化

清代初期反思明末心学空疏之弊,提倡躬行实践,推尊程朱理学为正学。而程朱理学的崇尚,主要通过学校、书院的教育加以实现。故此际书院多以理学为宗,而且承继传统讲读方式,教化的目的比较突出,应试科举反在其次。其间,理学名臣汤斌、陈宏谋、张伯行辈均热衷倡建书院,施行教化,而尤以张伯行创建福建鳌峰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成效最著。乾隆以降,理学书院日益与考课式书院合流,沦为课试时文帖括的科举附庸,逐渐淡出学术的视野。于是,提倡经古实学的书院应运而生,且蔚成风气。     

宋人关于巫山神女的辩诬与其对宋玉神女描写的批评

在宋代,围绕着巫山神女的辩诬问题,对于宋玉及其《高唐赋》《神女赋》的批评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宋玉＂妄＂作神女故事,＂诬＂神女于不贞,玷污了神女的形象;一是认为宋玉所赋＂发乎情止乎礼义＂,＂得诗人风化之本＂,而巫山神女的被玷污是后人所为,与宋玉无关。我们认为前一种观点是在理学影响下的主观情绪化的不切实际的批评,而后一种观点能够发展地科学地客观地看问题,是对宋玉及其《高唐赋》和《神女赋》的正确的批评。     

略论仕金宋人的诗歌新变

随着入金宋人政治立场的变化,仕金宋人的诗歌不仅在感情内涵方面多表现为一种两难忧伤,更重要的是在艺术取向方面完成了由宗杜向尊陶崇苏的转变,实际上奠定了金源一代诗歌的走向。     

宋人谑名摭谈

谑名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化中的语言现象产生于先秦,至两宋时期已十分普遍,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深广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基础,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论《东都事略》的价值

南宋史家王称著《东都事略》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北宋一代历史的著作，又是一家独断之学；既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当代史，又是灵活运用纪传体的典范。它在史学上的地位与价值在今天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他着眼于社会与现实而研究史学之路，是足以引起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浅谈宋代宗室文化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以“崇文抑武”而著称于世,宋代文化的繁荣也达到最高程度,而宋代宗室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造了自身独特的宗室文化,成为活跃在宋代文化舞台上的最为独特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