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与避讳学的互动——评《敦煌文献避讳研究》

窦怀永《敦煌文献避讳研究》是有关敦煌文献避讳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本文从五个方面评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1.分期的科学性,2.区别写卷的地域性,3.引入统计学的方法,4.提出改形避讳法,5.以碑刻资料与敦煌写卷互证比勘。     

学风嬗变中的戴震

清初启蒙学者戴震力纠宋学的空疏,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学,造就了清代朴学的黄金时代。他大胆地破除对程朱理学的迷信,通过训诂的途径,对汉代儒学进行了重新研究,倡导实学,借求真以矫伪;富于批评精神,把“求理”、“闻道”作为学术的目的,为改良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借复古以创新;力抨宋儒僵死空疏的学风,在治学方法上,提出很多精辟的科学见解,对其时学风的嬗变起到重要作用,在学术史上开一代新风     

论戴震对训诂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学界对训诂学理论体系形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其实,最早对训诂学理论体系作出初步构建的是戴震。他从训诂的功用、训诂的前提、训诂对象、从事训诂的条件、训诂方法等方面阐述了训诂学思想,指出训诂功能是探寻古道,训诂前提是校勘文字,训诂对象是字义、名物、制度,从事训诂的条件是具备广博知识,训诂方法是因物求则。戴震构建的训诂学理论体系对训诂学专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戴震对徽州族谱的看法

戴震是出生在徽州的大学问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信而有征。他对于徽州族谱的撰修也表现出朴实求真的风格。     

大胆假设严谨求证——戴震治学方法论

戴震“必由字通其辞”“、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治学方法及“由辞以通其道”的学术路径与当时学风相统一,因而,独具特色。     

避讳与河南地名

避讳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传统陋习,由于避讳,古代的许多地名经常被更改。河南一些市县的名称就是由于避讳而形成的,一直沿用至今。     

汉字与古代避讳

古代避讳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现了两千多年的社会文化现象,始终和汉字密切相关。一方面,汉字所包含的大量信息被用来发展为避讳;另一方面,避讳的发展又反过来对汉字的使用造成影响。     

避讳与成语

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名目繁多,规定严格,影响深远。尤其是在古代语词的园地里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例如:最为人熟知的因避讳而来的成语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据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     

汉宋兼重——论戴震易学思想

戴震的易学恩想在考据与义理方面都有建树,体现了汉宋兼重的风格。他运用 18世纪流行的考据方法对周易的体例、“分’字的含义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精深的考证;同时,易学思想叉构成了戴震哲学的基石,戴震依据易学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其欲、情、知三分的人性结构,并且在对宋明道学家易学哲学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县晕与。人论一系列思想．     

从丰城方言的避讳语看赣地的避讳文化

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既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丰城方言是汉语赣方言的一个分区,属赣语宜浏片。丰城方言中关于死亡、疾病、性、孕育、污秽之事、不齿之事、数字等八个方面的避讳语,很有地方特色,亦有赣方言的通性,同时也能反映赣文化的某些特征。     

论戴震理校法的得与失

戴震是乾嘉时期校勘学领域中倡导理校法的代表人物,他不仅重视版本对校,更善于总结义例,并将小学方法用于校勘,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其结果有得有失,今人对此颇有争议。戴氏的校勘成就和思想方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学术风尚,对今天校勘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命名艺术看避讳学的现代应用

避讳是中国古代的礼俗之一,在当今社会仍以特定形态存在。本文试从命名艺术的角度考察避讳现象的现代形态,从而对避讳学在现代社会的功用,作一斑窥豹的分析。     

论戴震对朱熹始终如一的态度

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又各领时代风骚。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和理学家的大力提倡,却遭到戴震的猛烈攻击。有人认为,戴震早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晚年转而攻击理学,是忘本。我们在考察戴震评价朱熹的大量具体材料后认为,学界对戴震与朱熹理欲观的对立方面注意太多,未能看透戴震对朱熹的态度是真正地“批判与继承”,所以造成了学术理解上的视差和误读。戴震对朱熹的态度看似很矛盾,但只要抓住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特点,就能理解其中原由。朱子对戴氏有深刻影响,戴震对朱熹有公允评价,并且态度始终如一。本文力求公正地看待其间的传承关系,从而纠正那些认为戴震思想有前后期的不同以及晚年竭力诋毁朱熹的错误观点。     

避讳浅议

通过避讳与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关系,分析避讳对中国古汉语的影响。     

论戴震重生平等伦理思想体系的构建

戴震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角度构建了一整套伦理思想体系.他首先运用考据方法摧毁了程朱伦理思想的立论之基——理,指出理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将程朱作为世界本源的形而上的理拉下了神坛.循着“人道本于性,而性源于天道”的哲学思路,由天道探讨人性,认为人的血气心知之性皆本于天道之生生,而人伦日用无不为遂人之生,所以行人伦日用之事就是人道.由此,赋予传统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以新的内容,认为能掌握人伦日用的条理,用以调节人的自然情欲,使之无过无不及,从而有利于生生,这就是懿德.实现了伦理思想的嬗变,即由理学的强调尊卑贵贱转向重视生命和平等.其所倡导的“遂情迭欲”的重生思想和“以情絮情而得其平”的道德理性,为近代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论戴震考据学的理性品格及其理论局限

戴震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继承了顾炎武以来特别是惠栋倡导的由名物、度数以通经义的汉学主张,大力推阐汉学的治学宗旨.戴震不仅继承了汉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超越了汉学,从而使其考据学表现出鲜明的理性特征.戴震考据学既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也因为时代的局限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中德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戴震与康德哲学思想之比较

戴震与康德是18世纪中后叶中国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面对各自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权威话语，敢于率直地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分别在宇宙观、认知论和伦理哲学等层面对旧的哲学体系予以了批判和颠覆，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从而成为中西近代哲学革命的引领者。     

古人的避讳制度

<正>在《辞海》中这样解释"避讳":"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在中国,避讳有悠久历史,《礼记·曲礼》载曰:"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明文规定取名的避讳;后来,《左传》又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的词条,正式宣言"六避"。可见,早在周代就已出现了避讳。不过直到战国时,避讳还没有一整套制度。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     

《礼记》与避讳

避讳是我国古代王权政治与宗法社会等级观念在语言文字运用上的体现.在周代,统治者已把避讳作为"礼"的内容之一纳入到周礼系统中,<礼记>中有许多关于避讳的规定,如公讳和私讳、取名和称名的避讳、史书记载的避讳、讳与不讳、避讳的学问和管理等.避讳在古代社会的承继和发展,对我国古代经传子史书籍的书写和传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