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孔子和今文学》为中心

《孔子和今文学》一文是蒙文通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经学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该文中,他综合了《儒学五论》的主要观点,从解决今古学入手来思考经、子、史的关系,通过构建＂批判儒学＂来重新定位经、子、史的关系,通过对儒学根源的不断回溯来彰显今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自觉地将治子之法与治史之法结合起来,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在儒学与诸子传记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中来考察儒家思想的变迁,揭示了今文学的根本精神是＂革命＂＂素王＂说,今文学井田、辟雍、巡狩等制度寄寓了天下大同、万民平等的理想,从而基本上揭示了今古学的真相。     

蒙文通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孔子和今文学》为中心

<孔子和今文学>一文是蒙文通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经学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该文中,他综合了<儒学五论>的主要观点,从解决今古学入手来思考经、子、史的关系,通过构建"批判儒学"来重新定位经、子、史的关系,通过对儒学根源的不断回溯来彰显今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他自觉地将治子之法与治史之法结合起来,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在儒学与诸子传记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中来考察儒家思想的变迁,揭示了今文学的根本精神是"革命""素王"说,今文学井田、辟雍、巡狩等制度寄寓了天下大同、万民平等的理想,从而基本上揭示了今古学的真相.     

罗功武《孝经通论》浅析——兼论其与邬庆时《孝经通论》之比较

罗功武《孝经通论》是民国《孝经》学史上典型的通论型著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罗氏详细梳理了《孝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基本论题,并给出了自己新的诠释。比较其与另一部邬庆时的同时同名著作在旨趣、内容、体例、影响等方面的异同,可以更好地领会和把握这一时期通论型《孝经》著述的发展脉络。     

中西冲突背景下传统经学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义》为中心

在中西冲突的背景下,在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廖平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的标志性人物。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对传统的＂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产生重大冲击,廖平作为固守中国王道理想的传统士人,力图通过对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说明中国在地理上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文化上,中国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优越性,中国的文化将会随着世界交通而进一步推向全球,世界文化将一统于中国的孔教。这种相当激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后的一种思想回应。     

礼制与今古——陈立、邵懿辰影响下的廖平思想

廖平前三变的经学均有着深厚的清学背景,陈立与邵懿辰的理论正是廖平建构“今古学”体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廖平第一变时期以礼制区分今古出于陈立的影响,只是廖平将陈立强调的殷周礼制之别转化为了《周礼》《王制》典籍之别。廖平第二变时期以真伪区分今古的做法完全基于邵懿辰的理论,只是廖平以今古学对立的框架将邵懿辰的“六经完备说”改造成了“今学完备说”。廖平第三变时期强调今古的小大统之别,看似摆脱了陈立、邵懿辰的影响,实则其学说中仍余留了大量陈、邵对礼制问题的认识。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新发现孙人和《词学通论》及其价值

孙人和是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著名词学家、藏书家,曾长期在诸多知名大学任教。新发现孙人和《词学通论》为目前所见最全之本,且为后出转精之本。通过孙人和《词学通论》可以了解其与吴梅《词学通论》之关系。另外该讲义还对诸多词学论题有独得之见,如关于李白词作的真伪及柳永词作的评价问题。孙人和《词学通论》的发现,为我们全面研究孙人和的词学贡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支撑。     

李则纲《史学通论》历史编纂学述论

李则纲《史学通论》是在新史学思潮影响下对我国史学进行反思和认识的史学理论著作。该作在继承我国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编纂过程中史料搜集与整理的方法,提出了史书编纂的八个步骤及其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史学修养对于历史编纂的作用和影响。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20世纪现代《选》学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以20世纪前期为中心

20世纪现代《选》学是继承并发展清代传统《选》学的逻辑归宿。其中,高步瀛、周贞亮、骆鸿凯等20世纪前期现代《选》学的创立者皆对继承与发展清代《选》学贡献不菲.     

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前提批判——以《哲学通论》为中心

《哲学通论》的应运而生,承载着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史使命,即,它在摒弃传统形而上学“占有智”幻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坚守了一种作为后形而上学“爱智”追求的前提批判哲学。其中,“爱智”中的“智慧”并非传统形而上学所占有的、阉割掉内在否定性的绝对真理,而是隐匿在思想之中的使思想得以构成其自身的前提或根据。所以,“爱智”就是在实践基础之上对思想的内在前提或根据追求不已的“思想的前提批判”。同时,最重要的是,作为以思想的前提批判为“爱智”原则的《哲学通论》,很好地实现了由其纯粹“学术”转向人民“学养”和“现代教养”。     

从经学到诗歌诠释学--以《钱注杜诗》为中心考察

明末清初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二十卷是一部极有影响的杜诗注本,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钱氏是以经学方法完成杜诗笺注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考察中国传统的诗歌诠释发展史,可以看出,古典诗歌诠释方法来自古典文献注疏学的启迪,而古典文献注疏学又是在经学基础上产生的。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意识形态特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在先秦诸子经学意识的基础上。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即从经学的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特质。我们要真正理解西汉《诗》学的基本原则,也必须从这个视野着眼。     

《论语》中的“器”与“学”

《论语》中的“器”与“学”紧密相关,孔子以“器”劝“学”,主张先“观器”“识器”“成器”,而后“破器”,最后达到“不器”的境界,实现个体生命的不断超越,近于君子。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作为论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权威之作,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所胪列的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种种对立,或与历史事实不符,或形成于后世,与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重新爬梳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论,其核心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古文经与今文经孰优孰劣,另一个是是否应该立古文经于学官.<经今古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此著作成熟的学术环境与著者的学术立场密切相关.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论冯友兰对《老子》中“为道”和“为学”问题的诠释

“为道”和“为学”的内涵及其关系是《老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使人成为具有内圣外王人格的圣人,而《老子》的哲学是极高明,但还不够“道中庸”。在这个前见的影响下,冯友兰在几次诠释中,始终认为“为道”和“为学”是相互对立的或互不相干的。但是,深入研究本可以发现,“损”、“益”并不是简单的外在对立的关系,二是“道”的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或说作用,二的互动共同完成了“道”的展现。因此,“为道”和“为学”也是互补和互动的。     

《史记》的“异端”色彩评析

在汉代经学标准下,《史记》的确有许多不合圣贤之道的地方。作者结合《史记》在古代文论中所受到的"异端"批评进行辨析,探寻在"大一统"背景下,其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混融又砥砺的过程,揭示其超越于时代又引领传统的卓越价值。     

挥别“疑古”范式——以《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的学术史启示为核心

张锡坤等先生的《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以贯通的思想来考察《易经》与《易传》,是对一百年经传分观的易学思想研究的一次系统反思,并将周易经传放置于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流变当中来给予地位和进行考察,构成了一种开放性的研究范式。在当前反思百年学术史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一研究的价值更加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