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机诗赋论看其诗学赋学思想价值－兼论诗赋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反思20世纪重诗轻赋或诗、赋混同的固有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以客观、准确地认识陆机诗论与赋论二者的辩证关系为探讨问题的根本前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陆机分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在曹丕并论“诗赋欲丽”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既是太康诗、赋革新的理论宣言，也是太康诗、赋文体观念进步的重要标志。陆机在中国谠史上第一次揭示诗歌在文学众体中“缘情”功能最为突出，追求“绮靡”的诗学思想，开避了太康诗歌“缘情”新时代；在中国赋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赋以“体物”为本，特重“浏亮”的赋学思想，从理论上正式宣告了汉大赋时代的终结，开辟了太康赋理论与创作的新时代。陆机诗、赋论都具有重要价值，不当厚此薄彼。朱自清先生并重陆机诗赋论的相关论述，也有待拓展、完善。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春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似赋论。     

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

以赋论赋是一种独特的赋论形式,肇端于白居易《赋赋》,罕见于宋元明,直到清代才蔚为壮观。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清代“赋体观”的突破,推尊赋体,不以骈、律为鄙,自觉将赋体的“铺陈”用为赋论阐述。外在推力在于试赋政策,而文人争胜之心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考察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论赋赋”在形式和理论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开拓价值,彰显了清代赋论的独有特色,其在于极致铺陈、寓虚于实、融古入律及颂扬当朝。而在以赋论赋的背后,则是清代赋论研究的一个侧面,从而窥探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     

在“辩”中成长——辩论赛，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教学的尝试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开展，初中思想品德课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符合学生思维的发展规俸。而要真正地将这些理念赋注于实际的教学当中，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不断地揣摩，遵循“最近发展区”原则，尽可能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潜能，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玄学的兴盛与正始赋学批评的时代特征

建安学的告一段落，相继而来的正始学表现出了新的特征。自正始迄于魏末，一方面，玄风畅扬，另一方面，崇尚儒学、宗经复古的思想也渐次抬头。与这两股化思潮相对应，反映在赋学批评上，嵇康《琴赋序》深受魏晋之际玄风的影响，反对前代辞赋在体制旨趣上的陈陈相因，主张以表现“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为目的，是嵇康赋论的主要特征。傅玄《七谟序》，标志着辞赋专体史与风格论的出现，对后来的挚虞、刘勰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公绥“分赋物理，敷演无方”与司马相如“赋家之心”说有相似之点，与陆机“赋体物而浏亮”有会通之处；张华“言浅托深，类微喻大”的观念，引导了正始咏物小赋的创作，二皆表现出了玄学思维对赋学批评的内在影响。     

读《全汉赋》

本文就《全汉赋》讨论赋之范围，论证了“辞赋”即赋，“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乃赋之平文体，用赋之手法所写的论，通于论而非论，故该书当录汉人之“骚”，而不当录《非有先生论》。汉赋之序，多为后人缀史氏等语为之，而《全汉赋》仍其旧，今辨而正之，另外，本文对该书之文字，标点及录（引）文出处，做了不少的订正，并对该书做了一些实遗。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柳宗元哲学思想论要

柳宗元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学家、思想家，其哲学思想主要继承了先秦传统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并且兼容了盛行于当时的佛教哲学。其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元气革化”的本体论，“无功无作”的自然观，“功自功，祸自祸”的无神论，“交焉而争”的国家起源论，因“势”而治的历史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的非天命论，“利于人，备于事”的为政思想，“立中道以示”的道德教育思想，“官为民役，民可黜官”的民主思想等九个方面。前三点是其自然哲学思想，后六点是其历史哲学思想。     

论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与发展

柳宗元在忠君事君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方面与屈原保持了一致。在此基础上，他的辞赋创作继承了屈赋暴露黑暗、鞭挞邪恶的批判精神，保持着屈赋慷慨悲歌、激愤哀怨的情感格调。在艺术形式上，柳宗元发展了屈赋的比兴手法，创立了一种熔辞赋、寓言、杂文于一体的新型讽刺赋，对赋体形式的革新和辞赋体物抒情方式的丰富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足以使柳宗元成为自宋玉之后能把屈赋真正学到家的“骚学独擅”者。     

“为我（与事）”和“给我（与事）”

在前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对“为我(与事)”和“给我(与事)”进行辨析，并试图从两者差别的背后，发掘其具体原因和制约规律：“为我”一般用于较正式的书面语，目的性较强，通常与事对象“我”是受益者：“给我”一般用于较活泼的口语，动作性倾向较强，可表达较强烈语气，与事对象“我”既可是受益者也可是受损者。     

语短情长,辞清意畅——《吊屈原赋》浅谈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免”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吊屈原赋》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屈原的《离     

论美国开国先辈的大陆扩张思想

美国开国先辈的大陆扩张思想承袭于大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以及建国初期的发展历程中，美利坚民族逐渐形成了带有自身特色的扩张思想，即移民始祖的清教使命感，以麦迪逊为代表的“民主扩张论”以及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农业帝国论”。     

王褒《四子讲德论》之探讨

《四子讲德论》是西汉王褒的作品。虽以“论”为名题，尤《文选》归入论类，但这篇是沿用楚辞司马相如的问答方式，且采用纵横家的口气而写作的典型赋作。王褒假设微斯文学，虚仪夫子，浮游先生，陈丘子等四人。王褒居于掌握全局的地位，充分运用四个虚构人物的讨论之妙，达到“宣风化于众庶”之效果。这篇虽然不能摆脱为禄而写的清客文学之讥，但是在修辞造句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内容上，于歌功颂德之中表现讽喻之义，可谓用心良苦。在当时是属于较少见的长篇说理赋。     

刘熙载古体赋论试议

同治、光绪年间是清代古体赋学的又一座高峰,它紧承乾嘉以来的古律之争,推尊骚辞和汉赋。而刘熙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赋论家。论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提出“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提倡祖骚尊汉,推崇屈原的《离骚》和汉代辞赋,表现出道光以来赋学的崇古趋向。     

论陆机的修辞观

陆机的修辞理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逮意论。要求“意称物，文逮意”，“物”“意”“言”（文）的一致性，二、贵妍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符合文学语言规律和诗歌语言特征的。三、风格论。论述了语言风格同思想内容和文体的关系。四、创新论。主张语言具有独创性，要求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五、难能论。认识到“物”“意”“言”（文）转化过程中的差异性。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兴怀抒愤的佳作──略说贾谊的《吊屈原赋》

作为汉文帝时期一位才气“陵轶飞逸”[1]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2]。贾谊的赋在赋史上具有“据其绪”[3]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开创了汉代骚体赋的先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的赋有七篇，现仅存四篇，最可信的只有《吊屈原赋》和《鸟赋》两篇。前者作于湘江之畔，后者写于贾谊滴居长沙三年之后，均为传世名篇，其中《吊屈原赋》最为感人，它凭着文辞清丽与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辞清而理衰”[4]，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