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尝试集》

1917年10月，胡适把他一年来写作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给钱玄同看，并请他作序。钱玄同和胡适还没见面时，1917年7月，他就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新诗提出过意见，说胡适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言的窠臼”。胡适看了钱玄同的批评，给钱玄同复信里说：“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所以胡适后来在北京所写的白话诗。就都不用言了。     

胡适的“咬文嚼字”癖

胡适晚年，翻书读文，谈笑闲聊，最喜欢“咬文嚼字”，说其成癖，当不为过。胡颂平《胡话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书，记录甚多，几乎俯拾皆是。一代大学者认真学问，可见一斑。胡适多次谈到文章的“通”与“不通”，认为做文章“先要把句子做通”，“通就是通达”。他常常指出古人诗文中的不通。苏轼的词《临江仙》有“家童鼻息已雷鸣”一句，胡适说：“儿童是没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决不可用雷鸣二字。这就是说得太过分了。”     

美哉，《再别康桥》

著名学者胡适曾在《追悼徐志摩》一文中概括了徐志摩的人生理想：“这里面只有三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这是很贴切的。美，是徐志摩的人生理想，同时更是他至爱的艺术追求，在《再别康桥》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其“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扬雄《方言》“奇字”考（上）－－兼析《方言》“奇字”的表词特点

前人有《方言》多“奇字”说。《方言》中的所谓“奇字”一为不见之奇、二为不用之奇。经考：《方言》不见于传世先秦两汉献的“奇字”共有297个；见于出土献的古字和传世献的异体古字或俗字人41个；依《方言》通例推定属西汉通行字的9个；根据《方言》词语记载要求，从字意义方面考明114个字的构成时代早于扬雄时代；真正的不见之奇的“奇字”，包括扬雄听所制字，共有132个。《方言》“奇字”所表记的基本上是实词，而以名词居多；《方言》“奇字”一部分是表记的同义词，一部分是表记的同一词在不同方言地域的音变词形。     

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

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不见长于文学批评方面。尽管如此，但胡适没有忘记《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胡适的大量研红论著中，有一些观点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红楼梦》的。胡适的不以文艺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有其时代和个人的背景。     

拍卖文化

前不久,《文汇读书周报》头版头条登出这样一条消息：《胡适与陈独秀十年恩怨信札明日上拍》,副题是“每页信札起拍价二万元引起学界藏界广泛关注”。消息说：“一批由胡适保存,记录了他与陈独秀之间往事的书信明日将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公开拍卖。”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春天的火焰:胡适作为中国新诗先驱者的诗学意义

本从“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在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眼力最高心最细，如今何处有斯人”三个方面来重新阐明胡适对创制中国新诗的第一意义；从泛化视角回到学本体视角来“向下看”胡适的白话新诗，试图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胡适白话诗论和《尝试集》所作出的诗歌外在姿态和诗歌本位意义不对称的误解；从而恢复、重现胡适白话新诗的本相。     

学苑随笔二则

两则随笔，皆为《史记》而发：一，抓梳，论列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与茅坤“各得其物之情，而律于心“说的渊源关系；二，追索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打出“一家言”的旗帜所为何来，意义何在？     

周永年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周永年是清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一生孜孜矻矻，数十年如一日，献身于文化事业。本文主要从倡导“儒藏说”推动《四库全书》的纂修；校勘《永乐大典》；分任《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三个方面论述他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秦伯说"能译为"秦伯高兴"吗?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必修②）选入了先秦散名篇《烛之武退秦师》一。中有这样一句话：“秦伯说，与郑人盟。”（着重号为笔所加，下同）课本对其中的“说”注释为：“说”通“悦”。《教师教学用书》将“秦伯说”译为“秦伯很高兴”。类似这种译法很多，例如：《古观止全译》（杨金鼎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版1译为“秦伯很高兴”；[第一段]     

浅析“怒”的旧词新用

“怒”的词典释义情况如下：《说文》：“怒，恚也。”即“怒”就是“愤怒、生气”的意思。《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怒”的释义，基本都列有以下几项：①生气，气愤；②气势盛；     

浅谈《蜀道难》的弦外之音

《蜀道难》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写的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之作。唐人殷蹯称《蜀道难》“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宋人李麃说此诗“风骚之极致，不在屈原之下”；明人李东阳也说《蜀道难》与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兵车行》一样，都是“阅数千百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的诗篇，令人“终日诵之不厌”。可是，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自中唐以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抵有两种见解：一是本诗有具体之所指；一是诗人“自为蜀咏，别无他意”。对于前者，已有论者考证其不合理之所在；对于后者，仍在争论之中，笔者也想提出一己之见。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比见战国秦汉儒家思想嬗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儒家诗论著述，是最早成体系、有逻辑的关于“诗三百”的诗论评述，体现了先秦儒家诗学思想。《毛诗序》作为汉儒的诗学论述，它与《孔子诗论》一方面具有相承性，二者属于同一诗说系统；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毛诗序》诗旨阐释中女性角色和“美刺说”的出现，以及《毛诗序》与《孔子诗论》在说诗目的和风雅颂次第的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论“诗”作品的独特之处，也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性。在两者所传达出的诗学思想的对比中可以考察自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学化的解经趋势，民本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施教观念的转变。在这三点背后，便是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     

胡适参加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讨论会”——《胡适未刊日记》整理记事

1959年5月12日台北《中央日报》报道了胡适将于7月初出席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讨论会”的消息,胡适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     

反差与衔接——从女儿的邮件说起

女儿刚上大学，开学不久，发来一个电子邮件，说：“我们的大众传播老师从本质上说是反大众传播的。”她列举了老师的几个观点，一是说1919年以后的书要少读，1949年以后的书要慎读，1979年以后的书基本不要读。二是说鲁迅的《狂人日记》“破坏中国古典文化”；三是说胡适这种人是“国家的败类”。对于这样的说法，要在几年或十几年前，我会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义愤填膺，如今却     

《蜗牛》进教材，生活入语文

翻开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记者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变化。一年级语文第一页是导学部分,《我爱学语文》取代了原来的《我爱上学》。《我爱学语文》里有3幅图片：第一幅图是两个小朋友在写字,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会写自己的名字;第二幅图画的是两个小朋友在图书馆里读书,一个说：“我爱看故事书”,另一个捧着科普书说：“我要上火星玩儿”;第三幅图画的是两个学生在交流识字,一个说：“耳朵的耳字像耳朵一样,真有趣!”另外一个小朋友说：“我爱背诵故事。”改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比如,二年级上学期第二课,记者看到了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材,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居然收录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而传统爱国主义篇目《吃水不忘挖井人》配的是挖空心思找来的“老水井”的新闻图片。一系列变化让人耳目一新。“与时代贴得太近了!＇＇拿到书的教研员发出这样的感慨。（6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从《胡适留学日记》看胡韦之恋

日记是一种饶有趣味的文体。倡导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尤其注重日记体，他称自己的留学日记为“留学时代的自传”。80多万字的留学日记，详细记录了胡适在美期间生活，交游的情形，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与思想的变化。它是考察胡适留学时代最有价值的基础材料。本文专注《胡适留学日记》对胡适影响极深的胡韦之恋。     

陶渊明《饮酒》诗系年考辨

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系年，说法大致有五：元兴二年癸卯说、元兴三年甲辰说、义熙十年甲寅说、义熙二年丙午说、义熙十二三年说。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另提一说，即义熙十四年戊午说。其理由主要有三：一、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乙巳辞官奔程氏妹丧，次年返园田算起，一纪后当是义熙十四年戊午；二、其所饮“名酒”当是官人所送，而王弘恰于义熙十四年任江州刺史；三、诗中许多内容与刘裕称“宋王”及废安帝立恭帝事相舍，而此事亦发生在义熙十四年。     

古文经学

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古文经是指躲过秦火焚书大劫的私藏或秘藏的典籍。一说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王刘德在民间搜集古籍，得到“古文先秦旧书”；另一说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鲁壁得到《古文尚书》、《论语》等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约前46年-23年）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建议朝廷设置《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