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结构公司化趋势及其特征分析——新管理主义视角

本文以新管理主义理论为视角,分析在美国公立大学遭受的外部信任危机以及新经济时代引发的知识产出转型的基础上,美国公立大学共同治理结构的转变,尤其是快速发展的新公立大学身上所呈现出的明显的公司化治理倾向.这主要表现为:专业化管理团队的出现,兼职教师的增多,大学—政府—市场关系的转变,以及学术人员权力的削减.本文认为,坚守学术自治和共同治理结构始终是美国公立大学需要秉持的传统,大学需要提供学术人员参与治理的条件,也需要维护学术自由.     

权力制衡与体制创新: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研究

完善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推动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关键要素。文章通过对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内容及过程研究后指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将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推动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将逐渐由外转向内;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校和院系两对关系是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两对关系事关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成败;以大学章程为首的公立大学制度规范将成为约束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将权力行使纳入法制框架才能真正实现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公立大学治理结构问题与调适

大学治理结构包括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变革而演进。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深刻社会变革,对大学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使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研究领域的理性关注。我国公立大学治理结构存在明显问题,在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某些失当之处。公立大学应立足我国现实国情,遵循大学治理结构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借鉴世界著名大学业已实现的先进治理模式和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成功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大学治理结构研究

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实证化研究是完善治理结构的前提,以往的研究多强调理想化治理结构的设计而缺乏治理结构的实证性分析。文章从治理结构的核心——权力结构入手,将大学的权力结构分为6个子权力结构,以某公立大学为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其组织治理中的权力网络结构,借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概念,将权力网络结构进行简化,进而梳理出在组织治理中大学的校级领导、各个部门和各个专业学院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为对大学治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大学治理:张力与融合——试论澳大利亚公立大学治理的ABC模式

受到新公共管理浪潮的影响,大学治理与模式的转型被置于"新自由主义"的卵翼之下,其市场价值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冲突导致治理分支之间的张力。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在私有领域"共享治理"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大学治理ABC模式,试图融合学术治理、商业治理和企业治理三大治理结构之间的冲突,完成对大学传统"竖井式"治理模式的超越。     

“上下分治”:西方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基于任务导向型法权配置的视角

学术自由与外部干预的冲突整合,作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制度逻辑,为各类法定权力(权利)的互动格局演变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与法理依据。基于"任务导向型"法权配置模式,世界各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正在形成行政权力"上移"与学术权力"下沉"的"上下分治"格局。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公立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受外部市场竞争机制的冲击而日渐式微。大学"中央控制系统"的行政权力持续增强,而学术权力则"退缩"至基层学术组织。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陆传统的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则日益摆脱"国家管制"与"学术自治"的双重集权体制,表现出"契约治理"与"管理自治"的变革趋势。大学管理自治与学院式治理的持续博弈,构成欧陆传统国家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焦点。应基于任务导向型法权配置理念,依据全局统摄性、最低层次决策与学术事务归属等原则,对各类法权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形塑中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互动式"法权结构。     

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治理结构探析——以纽约州立大学为个案

多校园系统是美国公立大学普遍采用的治理模式之一。作为美国公立大学的典型代表,纽约州立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总校与分校互为支撑、互为补充的治理模式,以董事会、校长、教授会等为基础的总校治理结构,与拥有较大自主权的分校治理结构,两者共同为纽约州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种治理模式有助于多校园大学系统统筹规划,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行政效率,且能够有效协调分校、总校及其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     

日本地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探究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第一所公立大学以来,日本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步走向完善。通过对两所颇具代表性的日本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案例剖析,从中归纳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具有如下特征:双会共同治理,代表校内利益的单边治理,"校——学院或学部"双层级治理,学术与行政双轨并行治理,通过特定人员或各类委员会进行治理协调等。     

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当前中国公立大学委托代理关系若干特点分析

本文在吸收其他文献的基础上 ,试图把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引入到对中国公立大学治理结构和管理绩效的分析上来。在公立大学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上 ,第一层级代理人的行为选择与委托代理关系中隐形的激励契约密切相关。公立大学的产权关系与它特殊的目标、功能和使命 ,对代理成本的度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某一环节上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非正常合作会改变正常情况下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的现象 ,且代理人若不在正常的市场上依照市场机制进行挑选 ,大学的运行成本就会居高不下。解决我国公立大学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需要重新构建合理的委托代理关系 ,这方面有赖于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 ,也有赖于政府新的制度供给。     

从集权规制到分权共治： 法国大学法权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法国大学经历了从双重集权管理向分权下的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彰显了外部干预与学术自由的矛盾冲突,表现为政府权力、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复杂博弈与动态平衡,潜藏着经营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风险。科层组织治理的边界与行会组织治理的复归是公立大学规避制度风险、实现公共服务目标的必由之路。我国公立大学的法权治理模式应借助市场化改革潮流,建构多元衡平的法权治理结构。     

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限为

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产生既取决于“有为的政府”“自主的大学”以及“参与的社会”共同作用下所创设的能动空间,也取决于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权力重新配置所创设的运行空间。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参与广度、程度和频度等三个维度。社会主体在治理结构统领下既有积极的能动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限制、政府的限定以及大学自身接纳的限度。对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及何以限为的阐释,揭示出社会主体能在多大范围、多强程度上参与大学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国家治理视角下高等教育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治理现代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优化高等教育治理,需要构建管、办、评多元利益主体动态调整的协同机制。依据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构建高等教育协同治理机制,应发挥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优化中的服务引导作用,强化大学在高等教育治理优化中的办学主体作用,保障社会在高等教育治理优化中的监督评价作用。政府的服务引导、大学的办学主体、社会的监督评价三者聚合起来,形成了"政府、高校、社会"多元主体协同与"服务引导、办学自主、监督评价"机制的统一,进而达到构建"职责分明、相互合作与及时调整"三者协同的高等教育协同治理机制之目的。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公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转型

在科层制理论、管理主义和传统治理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下,我国公立大学出现"碎片化治理模式",呈现压力型治理模式、科层式治理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继而导致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治理理念的断裂、治理结构的分化和治理机制的裂化。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和治理结构的整合以及治理机制的创新,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为实现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型,治理理念应由治理者的合理性向被治理者的合理性的转型,治理结构由集权分散式结构向多元整合式结构的转向,治理机制由从应急式运行机制向制度化运行机制的变革。     

英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

英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表现为"牛桥"的"学者自治"、城市大学的"学者主导"、联合大学的"联邦制"、新大学的"共同治理"以及"92后大学"的"双会制"等五种模式。英国大学治理结构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政治权威集团自身的需求以及大学自身的逻辑,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在实践上主要是从政府与大学两个方面进行。     

政府·市场·社会:大学外部治理的权力要素与模式创新

大学外部治理中存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三个核心权力要素。根据三个权力要素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同形成了"政府控制型"、"市场主导型"以及"社会服务型"等三种大学治理模式。我们需要从现实国情来综合权衡,对现有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创新大学治理模式,既要保证执政党与国家的有效介入,还要强化国家与社会的强力合作,同时防止市场力量的无限干预。     

服务型治理:复杂性社会中大学治理的政府角色重塑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复杂性社会,日益开放与结构日益复杂使大学治理愈加复杂。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与大学治理格局的多元性使传统的"官僚制"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复杂性的大学治理需要从简单性思维向复杂性思维转型,政府从"控制者"角色向"治理行动的引导者""治理战略的规划者"和"规则的监督者"等多重身份转型,通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平等、协同来参与社会治理。     

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路径

为达到高校与社会互动、教与学的互长、自然与人文共融的和谐状态,必须适时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调整。本文从大学治理结构的外部与内部两个角度总结出导致现实困境的三对主要关系:大学自主权力与政府管理权力的失衡、大学内部信息与社会信息环境的联系甚疏、大学学术权力与大学行政权力界限不清。提出了从优化高校自主办学、推动行政转向,加强校企合作、合理配置资源,倡导学术自由、多方民主治理等方面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策略。     

章程视域下的大学治理法治化

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宪章",是大学自主办学的基本准则。大学章程既要调整大学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又要调整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学关系是大学章程的治理要素,大学章程则是大学法治化的根基。然而,当前大学章程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高校行政化倾向依然严重。借助章程建设契机,推进大学治理法治化,应树立法治思维和现代法治理念,强化大学章程执行的外在监督,推进政府对大学的"契约型"管理,完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平衡机制。     

重思大学的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大学是现代社会治理实践和治理概念的重要发源地,但治理理论的建构主要基于政府和企业的经验。在积极治理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学需要治理也具有可治理性。毕竟好的治理是造就好大学的必要条件。大学的治理必须警惕治理话语的滥用和治理实践的表面化。大学需要的是真正的治理而不是作为管理时尚的"伪治理"。为避免因"伪治理"而导致的可治理性危机或治理失灵,通过"元治理者"加强对大学治理的治理至关重要。     

我国公立大学治理变革的困境与破解——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立大学治理变革在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层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办学自主权,然而,大学内部治理依然沿袭旧制度,形成了大学办学自主权被大学书记和校长垄断的集权化治理模式。我国大学治理的最初形态是由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由于制度矩阵相互依赖产生的网络效应,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滞,使大学治理转型陷入一种无效率的锁定状态。破解路径依赖的困境,有赖于国家主体全面介入,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