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身份共同犯罪定性问题探讨

混合身份共同犯罪在定性上,关键是要认清共同犯罪的整体性．它是一个整体的行为,在刑法上也应该体现这一整体性,定一罪名适用一刑罚;共同犯罪会触犯两个以上罪名,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共同行为本身也是集中或者主要体现某一犯罪的性质,也是基于此可找到定性的合理依据.     

混合身份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混合身份共同犯罪指的是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利用有身份者的特定身份实施的,仅由有身份者才能构成的犯罪。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核心问题是其定性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在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学者们提出了主犯罪质决定说、实行犯罪质决定说、分别定罪说、身份犯罪质决定说等四种学说。这四种有关定性的学说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缺点,很难较为完美的解决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笔者提出了以实行行为为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定性标准,较为妥当的解决了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     

浅论单位共同犯罪及其构成条件

单位犯罪既可以表现为单位单独进行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共同犯罪的形式。所谓单位共同犯罪是指两个以上单位或单位与自然人共同故意犯罪。本结合刑法规定从主体、主观方面及客观方面对单位共同犯罪的构成条件进行了阐述。     

简论刑法中的身份

现代各国刑法普遍都将身份作为影响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身份一直是中外刑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刑法中的身份以"独立的品格"立足于刑法理论,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刑法中的身份的概念,特征,分类,作用等基本但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反思式探讨,以求其在刑法理论的发展中塌实而进.     

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之本质——从一则典型案例谈起

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尤其在涉及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场合,要正确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本质,就必须对刑法中的身份进行科学的界定,并由身份来界定共同犯罪的本质。因为身份的本质是行为人犯罪时的特殊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同样,身份犯与非身份分共同实施身份犯罪行为时的本质是他们对特定犯罪行为具有的特殊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     

试论法律身份对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

采用光沉积-液相化学法调节电子流向,构建了直接Z型TiO₂/Ag/Ag₃PO_{(4 )}(TAAPO)光催化材料.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X射线衍射仪(XRD)、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仪以及光致发光(PL)光谱仪等手段对其进行表征,并对其在可见光照射下催化降解环丙沙星(CIP)的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水体pH为3.0,催化剂分散浓度为0.3 g/L,CIP的初始浓度为15 mg/L时,光催化降解体系能够取得最佳的去除效果.在该组条件下,光照120 min CIP的降解率约为99%,并且在经历4个循环后仍然保持了良好的降解效果.在光催化降解CIP的过程中,主要反应活性物种为超氧自由基(·O₂     

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问题的认定

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是刑法共犯理论中的难点问题之一，学界从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等不同情形进行把握，明确了界定实行过限的一般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转化犯、想象竟合犯、结果加重犯的实行过限问题尚有争议，笔就此以案为例做了几点思考与探析。     

身份犯共犯之若干问题探讨

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一直是刑法中颇为复杂的问题。其中,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应当如何定性处罚,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又应当如何定性处罚,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在梳理和评析现有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以与同行商榷。     

论关于被害人特殊生物身份刑法规定的修改

为了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权益,应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教唆或针对高龄老年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应将"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中"童工"的年龄上限提高至"未满18周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还应在《刑法》总则中界定"儿童"的年龄。为了加大对幼女的保护,应同时取消"嫖宿幼女罪"和"引诱幼女卖淫罪",并修正"强奸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的刑法规定。     

挪用公款共同犯罪审查中若干有争议问题的探讨——以一起挪用公款共同犯罪案为例

以一起发生在上市公司挪用公款共同犯罪案件为例,从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主体要件中委派主体成立的条件,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和客观方面要件的构成,挪用与借用、占用的本质不同三方面进行学理分析和评述。     

我国刑法中国有单位受聘人员身份探析

刑法中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受聘人员的身份问题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存在很大争议,而身份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行为的定性.尽管在形式上刑法中的特定身份可以表现为个人要素,但实质上却体现为行为人对特定行为的特殊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因而,实践中对行为人行为性质的认定与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没有关系,而在于行为人对特定行为是否具有特殊认识与控制能力的资格.     

日本刑法发展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前的日本刑事立法深受中国封建法律制度及文化的影响.明治时期,日本建立了以大陆法系为模式的近代刑法体系.现代日本的刑法体系则兼具了两大法系和日本固有法律文化的特质.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现代刑法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保障了社会生活的安定.     

刑法中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评析

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对象人法定身份可分为被害人身份和非被害人身份两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是被害人法定身份中最重要的保护对象。法庭属于国家审判机关的组成部分,聚众对其进行冲击的危害性并不小于聚众冲击其他国家机关的危害性,因此,应提升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法定最高刑,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法定刑一致起来。非被害人的行为对象人大多是犯罪的受益者,当其具有一定身份时,就使得行为人或者构成犯罪,或者构成更重犯罪,或者被从重处罚。鉴于单位行贿罪的对象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升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使其比单位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处罚更重。     

刑法价值取向与犯罪构成比较

本文从犯罪构成的类型入手,归纳比较典型的犯罪构成理论,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进行有益探索。     

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乃法律拟制——对《刑法》第382条第3款性质之辨析

依据身份犯主体具有身份之要求及共同犯罪之犯罪共同的本质,构成身份犯共犯的行为人亦须具备该身份犯所要求之身份。那么,无身份者因其主体身份的阙如就无法充足身份犯之构成要件,即使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罪行为,也不能依据共同犯罪理论成立身份犯的共同犯罪。根据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的不同特征,我们也可以判定无身份者构成身份犯共犯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的结果。因此．《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虽然包括《刑法》第382条第3款在内的一些法律拟制的设置存在不舍理之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将其认定为注意规定甚至对法律拟制予以整体否定。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无法否定法律拟制追求实质公正或罪刑均衡的实质内涵。《刑法》第382条第3款可以根据实质公正的要求进行调整,以实现真正之法律拟制。     

日本新派和旧派的刑法理论

本文简要介绍了日本刑法理论上的新旧学派之争,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和特点。     

共同正犯的定罪与身份问题探讨

在我国,刑事立法并没有采取把共同犯罪人划分为正犯和共犯,而是依据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作用划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只从刑事立法层面来看,并不会产生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能否构成共同正犯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和学理层面上,这却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学者也颇多争议。笔者选择了共同正犯的定罪与身份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共同犯罪的定罪与身份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美国刑法中的"警察圈套"

美国刑事法理论中的“警察圈套”不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更重要的在于其具有阻却刑事违法性的作用。在“警察圈套”的构成要件的理论上．有主观说与客观说的区别。     

共犯与身份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身份犯是指以行为人具备一定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身份犯的研究应该说尚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对其在共同犯罪领域中的探讨就更显单薄。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构建合理刑法理论体系的必要内容而且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