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丽赡之美”与礼的外化

汉赋作品和汉赋作者都极力推崇“丽赡之美”，其不仅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上，而且体现在作品的内部审美趣味上。汉赋作者对于“丽赡之美”的追求渊源于“礼的外化”观念。     

司马相如的拟作与汉赋之定型

囿于对模拟的偏见，笼统的否定司马相如模拟之赋作的价值，这往往会抹杀司马相如对汉赋定型的贡献。司马相如赋作正是通过对屈原与宋玉作品的模拟，逐渐脱略了散文的特征，形成了赋的主客问答体式，以铺陈为体现赋之文体特色的表现手法，凸现了汉赋“丽”的形式特征，形成一种非诗非骚也非散文的赋体句式。充分关注拟作，有助于我们发现新的文学史线索。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斌“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

“辞赋”即赋．《楚辞》之“辞”非文体名;“骚”为赋之一类,而论与赋平列;用赋的手法所写之论,通于赋而非赋。故《全汉赋》当收汉人之“骚”,而不应录《非有先生论》。汉人为赋少有序者,所谓“序”,多为后人缀史辞为之。《全汉赋》仍其旧而不加说明,略欠辨正之功。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

刘熙载说"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其中隐蕴着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耐人寻味。从制度的层面考虑,楚辞的"赋乐"源自礼乐崩坏的历史背景,与楚乐的糅合肌质相关,呈现出"因情制礼"的思想;汉赋的"赋礼",开启的是礼乐争辉的时代格局,并决定于王朝制度下的赋家身份,而彰显其"以礼防情"的意旨。从文本的书写来看,楚辞的"喻乐"与汉赋的"赞礼",形成了由娱神到娱人、由声情到辞术、由忧政到敷政的三重演变。汉魏以降,"赋乐"观的归复,又与赋家身份与文体批评的转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评《全汉赋校注》所录《长门赋》“历代赋评”

本文以为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三位先生编著的《全汉赋校注》“历代赋论”所录历代对汉赋的评论存在不足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对该书所录对《长门赋》评论的不足之处试说之,以向方家请教。     

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音乐赋十四篇,留存音乐内容之赋三十篇。其内容承载着丰富的乐舞形象,阐释着汉代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汉音乐赋研究已涉及源流、题材、艺术手法、思想等范围,但缺少对具体的乐舞内容的系统论述。我们应利用汉代美术作品和出土文物交验互证,挖掘其丰厚内涵,以呈现汉代经典礼乐文化。     

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李穑《辞辨》研究

高丽王朝大儒李穑《辞辨》,为东国不可多得的辞赋学论述。李穑认为“赋”之文体来源于《诗》“六义”之“赋”,此“六义”之“赋”后又流变为“骚”,“骚”又流变为汉赋。于辞赋之分类,主张“辞”、“赋”为两种不同文体,但同时又秉持《文选》“赋”、“辞”、“骚”之说,没能看清“辞”与“骚”之间的关系,错误承续了萧统的混乱。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赋体文学及其语言审美特征

一、赋体文学的源起、形成、发展和演变 :发源于先秦 ,形成发展繁荣于两汉 ,变化丰富于魏晋南北朝 ,延续于唐宋元明清。二、赋体文学的语言审美特征 :体制的规范美(体物写志的模式 ,铺排辞藻的手法、主客问答的形式 ) ;语体的创造美 (丰富多采的辞藻、骈散结合的句式、回环和谐的声律、贴切得体的典故 ) ;风格的追求美 (阳刚与阴柔的风格美 ,繁缛、精约、壮丽、轻靡、婉丽、超妙的风格美 )。     

韩偓“唐末诗史”说

杜甫"诗史"内涵包括叙写历史事件、反映个人遭遇、展现时代画面等三个方面,风格上又具有的"沉郁"的特点,韩偓诗歌符合上述内容,所以韩偓诗歌可以称之为"唐末诗史",韩偓是杜甫的"异代知音"。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从传统美学看汉大赋之式微

作为汉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汉大赋以其宏大的构架、靡丽的文辞、豪迈的笔调著称.然而,自西汉中后期起,甚至包括赋作家本身在内,对汉大赋一直是贬之者多,赞誉者少.人们普遍认为汉大赋的“少真而溢美”是其作为“一代之文学”,既受讥遭贬于当时,又零落衰绝于后世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美学崇尚简约之美和不加雕饰的“白贲”美的视角探究汉大赋衰微之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试论汉代辞赋创作和“文章”观念的自觉

汉代辞赋的自觉主要体现在：有一批把写辞赋作为终身职业的章之徒,他们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并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章”观念的自觉体现在：“章”及“章”观念的独立,对“章”进行专门的研究以及“丽”的“章”观念的确立。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汉代赋颂关系析论

汉代颂与赋体貌接近,这一方面和汉赋文体对颂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颂的文体规范尚未形成,颂论多依附赋论。汉代存在赋、颂混称和连称的现象。汉人称颂为赋,是由于汉代赋在广义上包含颂;称赋为颂,一是为强调赋中"述形容"且"美盛德"的内容,二是由于"赋""颂"字义有相通点。汉代"赋颂"连称,原因有三:一是赋与颂并在"六诗"之中,"六诗"之名,后来多两两相合;二是由于赋、颂在汉代皆属宫廷文学,宫廷作家多赋、颂兼擅;三是汉代颂论对赋论的依附。     

“存在”之“光”——海德格尔美论研究

海德格尔认为"美"源自审美状态,而审美状态并非是主体的某种精神状态,而是"存在"的本然状态。美是存在者自身的显现,"存在"即是美的本质,也是美的功用,美不是显现的结果,而是"显一现"这个动态过程。存在之显现之所以美是因为,人无法在流变的世界中领会与观照存在之本质,存在必然在生活的日常状态中被遗忘,只有打破了这种遗忘状态,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获得存在之澄明,这种获得存在之澄明状态过程,就是获得美的本质与本源的过程,美就是存在者的澄明之光,是存在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