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赋体观对明代复古派赋论的影响

《文心雕龙》中对辞赋的源流、文体特征、写作原则等的阐说,是刘勰赋体观的主要内容。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他们强调学习古赋。从辞赋的复古到诗歌的复古,形成了明代复古派的主要理论。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偏狭”：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致命伤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最大的失误和弊端就是“偏狭”与“摹拟”，其“偏狭”之处主要表现在口号的偏激、对法的过分追求及门户党社观念的盛行等几个方面，由此导致复古运动最终走向摹拟之途和颓败结局，并使七子派成为明代文坛永恒的悲剧角色。     

《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

作为清代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对赋也深有造诣。在乾隆后期浓烈的汉学氛围下,他编选《七十家赋钞》彰显自己的赋学复古理念,并以赋体为《赋钞》作序,还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评注。序中他强调以志统赋,同时也不反对物象的铺陈,认为赋应通过穷其物、尽其象以言其志,并对22位赋家的源流得失作了评析。评注和他对＂志＂的追求相一致,多是对比兴和讽谏意义的揭示。他的赋学思想以后进一步延伸到词中,遂成常州词派。     

《沧浪诗话》与明代复古、拟古诗潮

宋代的诗话非常繁荣，对后世的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以严羽的《沧浪诗话》影响最大，尤其是对明代复古派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而使明代诗坛形成了以复古诗潮为主流的局面。《沧浪诗话》提倡学古、重视格调与情感，赞赏神韵等诗歌创作的主张。     

论李攀龙《古今诗删》的诗学取向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一向被认为代表明代后七子派诗学主张的古诗选本。从选本推崇盛唐诗等方面来看,的确体现了复古派主张。前后七子古诗推崇汉魏,但《古今诗删》于汉魏古诗未见有特别的重视,反而多取六朝诗人谢朓、陶渊明及谢灵运等风格清新流丽的古体诗,树立了新的古诗典范,表现出一种比较宽泛的诗学取向。这表明他在具体的选录古诗过程中,并未完全贯彻复古派的诗学主张。     

评宋濂、高棅的诗文理论

明代诗复古之风盛行。这是因为明代初年，刚刚结束了异族统治，政治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学士非常思念故国悠久的历史化，这是产生复古思想的现实基础；过去的时代也确实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值得人学士倾慕。所以明代诗大都有一种尊古复古的倾向：写诗学李杜；作学秦汉。宋濂和高棅便是明代初年诗复古主义潮流中的两位代表。     

严羽诗学与明清时期的“性灵”说

严羽诗学对明清时期的“性灵”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严羽论诗主张“吟咏情性” ,直接影响了“性灵”派的诗歌表现真情的观点 ;另一方面严羽提倡“学古” ,这又与明代公安派的反对复古和清代袁枚的“学古”而在“著我”的诗学主张相悖 ,对明清的“性灵”派产生了负面影响     

《沧浪诗话》与明代复古、拟古诗潮

宋代的诗话非常繁荣,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以严羽的《沧浪诗话》影响最大,尤其是对明代复古派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而使明代诗坛形成了以复古诗潮为主流的局面。《沧浪诗话》提倡学古、重视格调与情感,赞赏神韵等诗歌创作的主张。     

试论郑善夫的诗坛地位

作为明代"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成员,作为闽地阳明心学的早期主要代表,郑善夫是福建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诗人。通过认识诗人对明代闽派、"前七子"复古派及其阳明心学的多重贡献,可以进一步客观地定位其在明弘治、正德年间的诗坛地位。     

正变批评在明代文学批评中的展开

明代文学正变批评主要在古典诗学与词学两大维面展开:从诗学正变批评而言,明人主要从诗体正变与诗史正变展开了阐说;从词学正变批评而言,明人则着力对词体正变予以了辨分与消解。两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为清代文学正变批评的深化与成熟提供了平台。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明末词学雅化的苗裔——陈子龙词学理论及其在词学史中的地位

云间词派以突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表现振兴明词之衰,并开启了清词中兴之格局。该派的主将陈子龙被誉为＂明词第一＂,且其词学理论在明清之交的词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历来针对陈子龙词学理论的探讨却非常有限,论文从承传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陈子龙的词学理论,以见其在词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确立其对于明代与清代词学之承传、融通、影响的词史地位。全文先从其重要的词学观点入手,探讨其复古源流观、辨体论、词境说、风骚寄托说、体性观、审美技巧论,透过这些观点的阐述以见陈子龙的词论在词史的重要位置,他在明词中衰的困境中接续了词统的最早努力,开启了清代词坛的盛衰之辨与南北宋之争,使词既能维护其本质特性,又可朝雅化尊体的路上前进,为清代词论写下了第一页。陈子龙代表明末词坛雅化的星星之火,即将在清代成为燎原之势。     

略论明代宫廷的宦官教育

明代宫廷的宦官教育始于洪武时期。宣德初,明宣宗在皇宫中设立了内书堂。内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宦官学校,其成立标志着明代宦官教育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而其用具有高级官员身份且学识渊博的上层知识分子（翰林官）向小宦官们系统传授文化知识,并沿为定制,这在中国封建史上亦属首次,在中国宦官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书堂培养的众多“知识化”宦官,为宣德以后宦官的全面参政乃至专权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初论

唐代以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以明代董其昌等人所言，主要有“文人画”与“非文人画”两大传统，即“利”家与“行”家。备家均按各自的传统不断演进。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绘画创作兼容“南、北”二宗，雅俗兼俱，“利～行”相渗，形成了“画格不纯”之局面。可以说在绘画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呈现出“兼总务贯，揽其精微”的局面，并影响到后世的绘画创作。     

陆西星《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略论

作为内丹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无上玉皇心印妙经》历来受道教内丹家的关注和推崇。在众多注解当中,明代著名道士陆西星的《无上玉皇心印妙经测疏》在阐发精、气、神的内涵以及三者相依相济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形神俱妙但以心性超越为重点的性命双修思想,体现了内丹东派的道教理论成就,也反映出明代内丹学南北宗合流的思想倾向。     

20世纪以来明代台阁体研究述评

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最主要的文学流派,对其评价却一直有欠客观。从国内学术界对明代台阁体研究的六个方面入手,梳理20世纪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有待于反思和探索的具体问题,是进一步研究台阁体的起点。     

践行义理,不忧即乐——论明代理学中的苦乐观

“孔颜之乐”是宋明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家们的苦乐观。明代理学虽然是对宋代程朱理学的继承,但是在对“乐”的看法上又有所差异。与宋代程朱苦乐观相同,明代理学家们如曹端、薛瑄和胡居仁等也用“天理”来诠释“乐,”也认为“乐”是心中“纯粹天理”境界,但是由于他们比较注重人生实践,对于宋代理学家们要求“格”那无穷无尽的“天理”感到既不切实,又有脱离人生的感觉,于是明代的理学家们大都把“理”诠释为“当然”之则。故而他们心中之“乐”主要是与所当然之“理”合而为一境界中所体会到的无忧与心安。     

晚明性灵文学的世俗化倾向——以袁宏道为代表

研究者们对性灵文学的理解多在其重真情、重个性的基本内涵、似较少关注其世俗化倾向。从性灵文学的流变看,它在明代以前偏重雅的意义,而在晚明的时候则发生了向俗化方向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以公安派特别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加以考察。     

公安派成员考

公安派是晚明一个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关于它的成员,明清时期的一些研究著作已有涉及.随着公安派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现代学者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对公安派成员的考察,但公安派的成员到底有多少,尚不清楚.笔者以公安三袁为中心,根据所考成员与三袁的关系、所考成员文学创作的情况及三袁对这些人文学创作的评价,对公安派成员进行了初步认定:公安派成员大约有4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