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加强教育党化

党义教育或党化教育这一名词,已经久被人们所淡忘了!最近以来,在报章杂志和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的言语之间,又有人主张恢复党义教育,或在课程内加上“三民主义”一课。这种建议,原是未可厚非的。因为三民主义是抗战建国的政治基础,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不但有需于全国人民对三民主义的深切了解,尤需于全国人士能起来实行三民主义。     

试论中国近代童子军教育中“党”的“在场”

青年儿童的基础性教育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因此,现代民族国家都将青年儿童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根本。而在儿童教育体系中,童子军教育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在各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童子军（Boy Scout）教育模式由西方引进中国教育领域后,便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充实的训练课程、完美的教育体系备受中国近代教育学家的青睐,进而在近代中国逐步成长壮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童子军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范畴,由政府全面推广,童子军成为国民党推行党化意识形态与三民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试论胡适人权派法制思想

胡适人权派在宏观理论方面提出制定国家根本大法 ,保障人权 ;在微观方面主张实行专家政治 ,要求法律语言规范化。二者相结合 ,构成了一个可操作的法制框架体系。这些思想主张 ,对传播法治思想 ,具有进步和积极的意义。     

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

民国时期的党化教育是在"以俄为师"的过程中引进中国的。它的引进不仅使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学统几近中断,还直接阻碍了中国现代大学良性生态的正常形成,广东(中山)大学、东南大学以及郭秉文等众多为中国现代大学建立殚精竭虑的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牺牲者。以政治逻辑替代并驾驭大学逻辑是党化教育的逻辑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中国社会因缺少真正的大学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逆向循环,这本身又成为党化教育的社会后果。     

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异化——以南京国民政府反省院制度为例

1924年,国民党“一大”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司法领域推行“司法党化”。然而,由于缺乏党内外的监督制约,国民党的党治由一党独裁转化为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巩固蒋介石个人及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蒋系特务组织——中统粉墨登场,并积极地向司法界渗透,竭力控制司法机关,致使国民党“司法党化”逐渐沦为“特务司法”。反省院作为国民党“司法党化”的产物,其设立及嬗变充分展现了“司法党化”异化的过程。     

“人权教育”的学理思考

当前我国人权教育匮乏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义务本位思想的盛行、教育体制的落后等。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人权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从法制层面确立人权教育应有之地位,正确界定人权教育主体、内容,加强人权师资培养等措施来推动我国人权教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思潮评析

20世纪 2 0年代 ,中国教育界曾经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 ,追求思想、学术自由构成该思潮的观念动因 ,而教育经费的奇缺则是其直接成因。这段史实所蕴涵的合理诉求 ,值得后人重视和深思     

胡适与“学衡派”：现代性的两种范式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往往成为不同现代性范式相互争辩的一个重要场地。胡适等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来界定自己发起的这场文学改革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期许并未得到学衡派的认同,学衡派认为胡、陈等人的运动秉承的是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传统,恰恰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颠覆。＂文白之争＂鲜明地凸显了双方所秉持的不同的现代性范式的差异性。胡适等人的白话文理论对语言持一种完全的工具性的理解,力图将白话文打造成为一个全民通用的、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民族语言系统,即＂国语＂,这个＂国语＂在胡适们的心目中,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与指标,也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工具。可以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场以国家工业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其秉持的基本文化精神乃是启蒙理性。而在学衡派那里,语言是艺术世界的构成物,也是特定文化习尚的表征,文言语体以及传统文学体式则是民族人文传统的一种积淀,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典范,因而他们力图维持这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这恰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某种特征。因此,尽管两方的立场看似争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双方都秉持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范式,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范式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并在此后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格局自身的紧张状态。     

略论人权运动时期罗隆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其原因

本文阐述了人权运动时期罗隆基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分析了造成这种态度的若干因素，指出它既是罗隆基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从本身立场出发，针对当时局势所作出的一种抉择，亦是他对中共是时“左”倾政策不满的一种回应。     

“川派教育”的现实生态与发展前景

为振兴四川区域教育。营造高质量的区域教育生态,打造一批能“冲出四川、走向全国”的名校、名师、名校长,本刊特辟“打造‘川派教育”’栏目,为“川派教育”鼓与呼。履行好“媒体之责”和“教育担当”。     

从“教育救国”到“文学革命”——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

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首倡,而其“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其直接动因则在于其“教育救国”思想。     

胡适谈考试与教育

今天承考试院的几位朋友，约我来讲“考试与教育”的问题。我想考试与教育的关系是很深的、密切的，值得我们深思与研讨。在中国考试制度有2000多年的历史，尤其值得我们从历史的回溯上加以推敲与认识。在汉朝开国之初，政治的实权，向来是没有干脆交给过书生的，直到汉     

人权教育与道德教育

人权教育研究的展开,首先要面对的是其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人权与道德有共同的人性基础,人权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人权具有道德性;与道德意味着走出自我、走向他人不同,人权突出权利和对个人的保护,将义务留给他者,尤其是国家。人权教育是道德的教育,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形态。但与道德教育侧重义务不同,人权教育突出个人基本权利;国家对人权的尊重是真正的人权教育,而道德教育则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友爱与公正中。人权教育与道德教育可以相得益彰、互为阈限。     

加强人权教育与培训 促进人权发展

从国际上看,人权问题常被西方国家拿来作为诟病中国的"武器"。从国内看,中国近些年一直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努力,以更好地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包含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2004年3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1年4月2日,教育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共同组建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的通知》,决定由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和广州大学共建首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并于10月13日举行了基地授牌仪式。高校人权教育已经被纳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成为公共及专业课程体系的一部分。目前,随着人权教育在各大高校的逐渐推广,全国范围的人权教育和培训体系正在形成。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人权教育的发展,加强国际间人权教育经验的交流,消除外界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误解和疑惑,本刊特邀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之一的中国政法大学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撰写了文章,以飨读者。     

胡适教育思想与当代语文教学

胡适在教育要适应社会需要，注重工具教育、生活教育、素质教育，注重自修和讲究教法、学法等方面的审慎思考和实际做出的历史贡献，对今天的语教学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借此来反省当前的语教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试论全纳教育与人权

全纳教育作为当今一种最新的国际教育思潮,其核心理念之一便是:教育即人权、反对教育中和社会上的排斥与歧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关注到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作为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也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关注的焦点。全纳教育正是基于教育即人权的理念,运用人权观,从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教育和社会问题,因此具有较为深刻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胡适的教育独立思想论析

胡适是民国时期力主"教育独立"者之一.他视教育为培养人的百年大计,主张教育的正常发展需要有独立的经费来源作支撑,有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作灵魂,有科学民主的行政管理作保障.胡适还特别强调教育不应受到任何外界的非法干扰,尤其是政治和宗教的干扰.胡适所提倡的教育独立乃是为中国现代教育争得一个独立自由的地位,而并非使教育完全独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     

胡适与中国教育

胡适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的都是与教育有关的事业。小时，读私塾；少年，读上海的梅溪学堂、中国公学；青年，读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年，先是在北京大学做哲学教授，然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做了好多年的校长。另外，1946年起还做了一段时间的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做的是台湾“最高研究院院长”。看来，胡适与中国教育关系密切到不可分割的地步。只是，很少有人研究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因为，人们知道，他，是五四新文化的一员闯将；他，又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早期研究者。所以，他对中国新文学、中国哲学的贡献掩盖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