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性与社会损失研究——基于武汉城市圈的实证

我国的耕地保护形势正面临严峻挑战,征地面积逐年增加,是农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既要保证充足的建设用地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又要保证农地的质量和数量,维护生态平衡、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农地城市流转的决策过程应考虑各种外部性的影响,以达到社会均衡状态为目标。本文通过武汉城市圈的实证,计算农地城市流转的净外部性。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净外部性小于农地保有的外部性,导致社会的外部性损失,并且其结果与征地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为了减少农地流转带来的社会损失,控制土地供给的源头,改变以需求为导向的土地供应模式;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保障,严格对土地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和监管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性与社会损失研究——基于武汉城市圈的实证简

我国的耕地保护形势正面临严峻挑战,征地面积逐年增加,是农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既要保证充足的建设用地支持社会经济发展,又要保证农地的质量和数量,维护生态平衡、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农地城市流转的决策过程应考虑各种外部性的影响,以达到社会均衡状态为目标。本文通过武汉城市圈的实证,计算农地城市流转的净外部性。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净外部性小于农地保有的外部性,导致社会的外部性损失,并且其结果与征地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为了减少农地流转带来的社会损失,控制土地供给的源头,改变以需求为导向的土地供应模式;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保障,严格对土地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和监管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论武汉城市圈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在2006年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在这一伟大战略背景下,武汉城市圈应运而生。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金融、交通、文化中心,武汉城市圈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合理利用好这一机遇需要武汉及武汉城市圈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明确自己在全国区域经济体系中的正确定位,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充分做好可持续发展规划。通过介绍武汉城市圈的具体情况,分析和讨论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武汉城市圈九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

武汉城市圈已进入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了解圈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为科学地发展武汉城市圈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用变异系数法和聚类分析法相结合,对圈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划分,并提出圈内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建设和发展武汉城市经济圈,是率先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探索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和具有中部特色内生型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剖析了武汉城市经济圈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一体化对策建议.对武汉城市经济圈的健康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武汉城市圈“8＋1”科协签订大合作协议书

本刊讯11月9日，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和武汉9市的科协主席代表各协作方在《武汉城市圈“8＋1”科协合作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联手搭建起了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化素质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大合作服务平台。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城市水环境治理机制创新研究——以武汉水专项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城市水环境的急剧恶化.城市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产生了外部性,其实质是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通过外部性转移给了社会.传统的城市水环境治理被作为政府的"非生产性福利事业"不具有可持续性."武汉水专项"经验表明,城市水环境治理应当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型市场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培育城市水环境治理的专业市场,改善城市水环境,推动土地升值和经济发展,以治理收益补偿水环境治理成本,形成良性的动态经济循环,将会使城市水环境保护发展成具有巨大市场的产业,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关于武汉城市圈发展中人力资源问题的探究

随着武汉城市圈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从武汉城市圈人力资源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出发,探究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本这一增值最快的重要因素．以促进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     

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武汉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在“中部崛起”这一契机下,武汉应该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核心城市,抓住机会大力发展经济。而产业集群作为带动区域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高效途径之一,必将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分析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武汉实行产业集群发展提出建议。     

外部性与政府的经济职能

<正> 一、外部性与政府干预 对外部性问题的关注起源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什么是外部性,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简明的答案:“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就出现了外部性”。显然,根据这一定义,外部性分为两种情况:当个人或厂商的行为使他人受益,却没有得到补偿时,称之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     

武汉城市群的区域性城市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本文从城市化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城市群可以被认为是发生了区域性城市化的地域。并以武汉城市群为案例,分析了其区域性城市化的表现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具体表现特征分别为：人口向区域集聚的趋势初显;区域性的非农就业转化特征明显;区域城市化水平提升,城乡建设用地在区域范围内扩张。进一步的动力机制分析发现,这一区域城市化过程的动力分别为：内驱力主导下的经济快速增长、开发区引领下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化、以及明显改善的交通运输条件带动下节点区域的工业增长。基于固定效用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于外资促动下的沿海地区城市群发展,武汉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受国内力量驱动,而其原乡村地区的城乡转化则主要受地方经济发展、交通通讯条件改善和出口增长的影响。     

循环经济研究进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推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战略举措。本文介绍了近期国内循环研究的主要成果,就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制度安排、运行体系及经验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归纳综述,认为在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积极探索适应特殊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而且要统筹推进、大胆实践,在总结试点经验和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扩大循环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努力让循环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经济形态,成为推动“十一五”规划实施的重要动力源泉。     

集聚动态外部性与企业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企业规模和集聚(城市)规模条件下,集聚动态外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企业创新能力都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同时影响程度又取决于企业规模和集聚规模。具体来说,小城市中,马歇尔外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大城市中,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企业创新能力更显著。就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小型企业显著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但大型企业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小城市中的小型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得益于马歇尔外部性,而大城市则主要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性。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区域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2015年第2期] 科学选择与分级培育适应新常态发展的中国城市群

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群体, 经历了从城市到都市区、 再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最后到大都市带的 4 次扩展过程。 中国城市群是世界 经济重心转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阵地,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我国 当前与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 但我国城市群在选择 与培育过程中存在着“滥圈滥划、扩容贪大、拔苗助长、无中生有、拼凑成群”等一 系列亟待解决的“城市群病”, 具体表现为： 城市群的战略地位被过分夸大高估, 出现了新型城镇化的“唯群论”;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一扩再扩,违背了国家建设城 市群的基本初衷;城市群选择过多地依靠主观意志拼凑成群,脱离了发育的最基 本标准; 城市群的选择培育过多迁就了地方利益, 影响到了国家战略安全大局; 城市群成为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敏感区和“问题区 ”。 针对这些问 题, 建议按照科学标准和客观规律, 科学选择并循序渐进地培育城市群, 科学认 识和理解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客观标准与自然规律;正确区分城市群与城镇群的 本质区别,避免在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中将二者混为一谈;科学培育和分级建设 大、中、小梯度发展的城市群, 分层次建设好 5 个国家级的大城市群、9 个区域性 的中等城市群和 6 个地区性的小城市群; 编制好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 市群总体规划;创新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发挥市场 机制在城市群发育中的主体作用 ,建设市场主导型城市群,引导城市群顺应经济 发展的新常态健康稳定发展。     

武汉城市圈一体化视角下的咸宁市科技人才发展现状与对策

随着咸宁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科技人才现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分别从科技人才的规模、结构及作用分析了成宁市科技人才现状,并指出了咸宁市科技人才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科技人才的数量及结构进行了预测,最后从武汉城市圈一体化视角提出咸宁市科技人才发展的对策。     

城市群规划引导下的政府合作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以11个城市群规划的颁布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从创新视角考察城市群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1）城市群规划的实施对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活动具有正向推动作用。（2）原先集群程度和一体化程度越高、内部技术水平越接近的城市群收益越大;相比较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和规模越小的城市在城市群规划实施后创新活动的增长更明显。（3）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城市群规划能够引导地方政府积极合作,打破物理边界,寻求区域创新合作,促进内部一体化程度加深。     

基于长时间序列夜间灯光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过程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成为一种区域主流空间形态。城市群的城市化时空格局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基于2000—2018年长时序夜间灯光数据,计算并筛选适合于该地区的夜间灯光（NTL）强度指标和动态阈值,在NTL遥感影像基础上提取城市区域,综合利用景观指标和标准差椭圆参数研究城市群城市化演进过程。研究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发生了显著的阶段性变化,其进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10年核心城市快速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为2010—2015年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卫星城市的城市化波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2015年以后以中等城市为主的稳定城市化阶段。②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的空间演化格局具有明显的的东北—西南方向性。③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化以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为快速扩张区,辅之小城市的低速扩张,从而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本文证实了长时序NTL数据能有效且低成本地监测区域尺度上的城市化进程,可为城市化过程的动态时空格局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大庆城市经济转型对策探讨

主要研究原油开采已经进入衰退期的大庆油田城市经济产业转型问题。通过对统计数据分析,提出目前大庆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通过对世界石油城市发展历程的回顾,阐述世界石油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模式及其经验教训;最后提出争取油气开采经济权力、建立资金支持体系、建立结构完善合理的油气产业群、大力发展替代产业群等对策措施。     

城市职能视角下“三生”空间的识别与评价——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科学识别“三生”空间能够帮助摸清区域空间本底,促进国土空间的有序开发利用,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本文选取京津冀城市群作为研究区,以土地利用类型“三生”功能为基础,结合“三生”功能适宜性识别划定“三生”空间,并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职能分类,分别评价2010—2020年城市群整体与各类城市的“三生”空间格局与转移变化。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三生”空间地理分异规律明显,由西北向东南依次呈现生态-自然生产空间、自然生产-生态空间和生态空间,其中穿插着以各个城市中心为主体的生活-工业生产空间;②2010—2020年,仅有生活-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增加,其余空间均减少,4类空间均有不同程度的转移,其中生态-自然生产空间转为自然生产-生态空间面积最大;③京津冀城市群“三生”空间中多为复合功能空间,生态与生产功能呈现多种强度组合方式,2020年新增自然生产-生态空间自然生产适宜性较2010年有所下降;④京津冀城市群职能结构分工不明确,相同职能类型的城市“三生”空间变化相似。结合土地利用类型与适宜性识别“三生”空间更加科学准确,划分城市职能类型评价各类城市“三生”功能特征,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武汉都市区绿地破碎化格局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

基于武汉都市区1989年、2001年和2013年三期Landsat影像,选取景观格局指标反映绿地破碎化程度;利用梯度分析刻画绿地破碎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景观格局指标总体特征表明：在城市扩张压力下,都市区绿地面积比例由82%减少为62%,绿地景观破碎度明显上升。梯度分析表明：1989-2013年,各缓冲带上建设用地比例逐年上升,而绿地面积比呈下降趋势;主城区建设用地破碎度下降,高破碎区向三环线外转移;耕地破碎度在各缓冲带上逐年上升,且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耕地破碎度降低;而林地破碎度略微下降,城市扩张对主城区外土地利用景观影响加剧。关联分析表明：城市扩张强度向主城区外推移加速,耕地破碎度变化强的区域向三环线外转移,而林地破碎度变化强度呈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城市扩张在数量、格局及强度方面与绿地破碎化格局显著关联。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的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