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

上博《诗论》发布和研究,推动了《毛诗序》研究。文章认为,《诗论》发现对深化《毛诗序》研究具有启发性。通过考察四个《毛诗》的关键性版本,再结合文献中相关记载,确实透露出了《毛诗序》作者、作期的信息:首先,《毛诗故训传》本为一体之作,《毛诗故训传》本来就包含有《序》和《传》两部分;其次,今所见最早单疏本《毛诗正义》,对考察了解汉代《毛诗》版本样式,提供了重要实物参考;第三,《毛诗正义》发布后,推动了《毛诗》传播,必须重视李善所代表的唐初普遍认可的关于《毛诗序》《毛传》作者的意见。另外,文章还澄清《毛诗序》研究中的认识问题。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比见战国秦汉儒家思想嬗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儒家诗论著述,是最早成体系、有逻辑的关于“诗三百”的诗论评述,体现了先秦儒家诗学思想。《毛诗序》作为汉儒的诗学论述,它与《孔子诗论》一方面具有相承性,二者属于同一诗说系统;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毛诗序》诗旨阐释中女性角色和“美刺说”的出现,以及《毛诗序》与《孔子诗论》在说诗目的和风雅颂次第的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论“诗”作品的独特之处,也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性。在两者所传达出的诗学思想的对比中可以考察自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学化的解经趋势,民本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施教观念的转变。在这三点背后,便是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参德》思想合论

《孔子诗论》展示了孔子诗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是孔子《诗经》解释学的基本观念,深化了《尚书》“诗言志”之说。孔子论《诗》的思想还包括：以“德”、以“天命”说《诗》;以“民性固然”说《诗》;以“情”说《诗》;注意《风》《小雅》《大雅》《颂》的风格差异及其所反映的情感、生活的多样性。此篇竹书的价值远超《诗序》,是今后论述孔子诗学的首要依据及说解《诗经》的重要参考文献。《参德》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使用了“天神”“皇天”“上帝”“天命”等词汇,主张礼敬天地鬼神;强调“无思”之德,主张人主应当效法天地,敬顺天常、天时、天礼;主张“临民以仁”,民本思想浓厚;禁忌用语较多,训诫口吻强烈,宣扬了赏善罚暴的思想。此篇竹书的思想成分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应当判定为阴阳家著作。     

上博简《孔子诗论》札记

本文是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读书札记。主要涉及第十七简、第二十三简、第二十九简的内容。本文试图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简文中的一些有争议之处，如“其爱妇悡”、“以乐词而会、“律而士”等的释读提出一些看法和证据。     

《孔子诗论》与《黄鸟》考释

《黄鸟》在《诗经》中有两首,分别是《秦风·黄鸟》和《小雅·黄鸟》。《诗经》中同题的作品其反映的情感也往往相同,《孔子诗论》第九简所论之《黄鸟》应是兼指二者而非其中的某一首。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其作者问题

由《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可以见出：首先，《孔子诗论》论诗具有明显的“重情”或“主情”色彩，它所说的“情”与“诗言志”的“志”是一致的，并与“礼”相统一；其次，它对《诗经》诸篇的境界和审美过程的分析是划分层级的，而由对上博简内容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孔子诗论》的作者应是孔子的弟子高柴（字子羔）。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解“思无邪”

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是：思无邪。自汉儒始,对“思无邪”的解释完全滑向了政教伦理。朱熹虽然力图复原《诗》之本义,却仍没能回到孔门《诗》论最初的思想理路上去。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为考察孔门《诗》论的思想方法,特别是重新解释“思无邪”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确切的实证。     

《孔子诗论》与“风”之涵义

关于《诗经》分类中“风”的涵义及特点的争论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主要有政治说、音乐说和讽诵说三种。《孔子诗论》的出土对于探讨“风”的涵义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两条释文的详细考证可知,《邦风》反映的内容很广泛,通过它可以考察民情,观览风俗;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其文辞华美,音乐动听。《邦风》中的诗歌,就像供平民出入的城门,平民百姓通过它来发泄内心的情感,陶冶自己的情操,它是反映下层百姓的作品,是民俗歌谣之诗。     

《孔子诗论》与“颂”之涵义

关于《诗经》分类中“颂”的涵义及特点的争论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主要有政治说、音乐说和舞容说三种。《孔子诗论》的出土证明《颂》诗是赞美祖先和君王的功业的,它所反映的思想情感深沉、久远。其音乐具有安和、舒缓和悠长的特点。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解“诗”之比较

正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孔子诗论》所体现的"以人为本"、以"情志"为基础说诗的阐释精神基本上被汉儒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伦理意义的发掘。《毛诗序》说诗基本上忽略了诗人个体情志,而着意追求诗歌背后所负载的历史沉淀,以求施用于政治。又因二者同为解《诗》之作,前已论及二者思想上的渊源,那么由具体窥见一般,可看到《诗论》与《毛诗序》的不同。一、入《诗》之内与出《诗》之外——指向的不同《孔子诗论》论诗注重《诗》的思想内涵,也有对诗     

试论《与元九书》对《毛诗序》中诗论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毛诗序》是我国第一篇诗歌理论专著,是较早系统地总结儒家诗论的一篇纲领性作品,随后儒家诗论历经千年发展,诸多文人对其进行了阐释和补充。中唐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是结合个人创作经验而成的一篇诗歌理论作品。其主要观点与《毛诗序》中的诗论思想一脉相承,既吸取了前代诗论中的进步因素,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个人观点。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释“颂”数语考释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释＂颂＂数语准确地揭示了《颂》诗的内涵,且是《毛诗序》对＂颂＂的阐释的直接依据和来源。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是《诗经》三《颂》的本质特征。以上博《孔子诗论》释＂颂＂数语与相应诗篇相对照,在考查诗篇之义的基础上,考释《诗论》对《颂》的评语的含义,并纠正前贤之误。     

孔子诗论与诗歌的衰微

《诗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已趋于成熟。然而,紧接《诗经》之后的却是诗歌的数百年衰微。诗歌的衰微虽有其文化规律性,但孔子诗论起了不可小视的直接影响。孔子忽略了诗歌吟咏情性、抒写心灵的文学特质,以道德家、政治家的眼光,围绕礼义核心和政教目的来评价诗、要求诗,制约了诗人的情感抒发和诗歌题材的发掘,使其超越时空的权威性诗论成为诗歌发展的阻梗。汉末至魏晋,经学衰微,儒家诗教的藩篱被冲破,诗歌才得以复兴和繁荣。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二十五简评论了<诗经>中<王风·君子阳阳>、<王风·有兔(兔爰)>、<小雅·大田>、<小雅·少(小)明>等四篇作品.孔子评"<[君子]阳阳>少(小)人",认为诗中写小人般的轻狂之态,有助于准确认识该诗本义;评论<兔爰>诗旨为"<有兔(兔爰)>不逢时",是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论及<兔爰>的最早言论,认为表达了作者生不逢时的思想感情,汉代以后尤其现当代多数诗经研究专家对<兔爰>主旨的认识,都与孔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孔子对<诗经>作品研究的贡献不可低估;论"<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抓住了<大田>末章的思想要害,透露出孔子说<诗>的礼学色彩.孔子评论<诗经>作品往往以礼学标准评判优劣,影响了其对文学作品评价的公正性.     

《孔子诗论》第十七简"《扬之水》其爱妇悡"考释

<扬之水>在<诗经>中有三首.分别是<王风·扬之水>、<郑风·扬之水>和<唐风·扬之水>.<孔子诗论>第十七简"<扬之水>其爱妇悡"句中的<扬之水>应是总括这三首<扬之水>,而非其中的某一首.     

从《孔子诗论》看先秦与汉代说《诗》之异同

汉代对《诗经》的研究继承了先秦研究《诗经》的成果,同时也注入了汉儒对于《诗经》的独特思想和汉代的时代特色。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土,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先秦与汉代在说《诗》态度、对《诗经》社会作用认识、对《诗经》政治作用认识、对《诗经》历史性认识等各方面的异同。     

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剳记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楚简中的《孔子诗论》进行逐简的解读，主要从文论角度揭示其理论内涵，包括诗乐功能和情志关系理论，《孔子诗论》作者对《诗》的解读方式，《孔子诗论》与《诗序》的关系等。     

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劄记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楚简中的《孔子诗论》进行逐简的解读,主要从文论角度揭示其理论内涵,包括诗乐功能和情志关系理论,《孔子诗论》作者对《诗》的解读方式,《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