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性

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不过在这个人心燥热的夏季,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到底还是端出来了,改革的力度看起来还不算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隔,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意味着,施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城乡二元户籍制,终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今后居民的户籍将不再区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统一城乡户口后的相关社会问题;对大城市户籍改革的认识不一;相关利益部门配套改革难度大。解决这一困境需要新的户改思路：剥离附属于户籍上的福利,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实现福利的普惠化,统一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     

建国后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状况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户籍不是居住地点的象征与代表,而是身份与待遇的象征。它把公民人为地区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大类,从而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平正义,已迫在眉睫。     

"转户口"与"上大学"

有两件事促使我在踌躇了一番之,还是写下这个题目.第一件事与户口有关.有个朋友跟我说起想通过购房落户的方式把正在上高中的孩子转到天津读书并参加高考,因为那里考大学容易,这说明不同地区的户口、特别是城市户口是个好东西.户口成为好东西是从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开始的,它将城乡居民明确区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虽然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按理说,户口只是一个信息载体,而不是权益基础,现实中户口却成为一个分配社会资源的基础.它与平等受教育权、平等就业权、保障性住房权、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口有不同的待遇.     

二元社会下的中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户籍管理制度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社会制度之一,从春秋战国的萌芽出现至秦代正式建立,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发展变迁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直至今日,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户籍管制仍然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形成的一套户口管理制度。它在个人身份证明、维护社会稳定、辅助经济建设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由此形成的城乡壁垒森严的二元户口制度以及城市—农村二元社会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其局限性日渐突出,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如今,户籍及其相关制度的改革已备受关注。     

当前城市户籍制度问题的文化分析

伴随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和大量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涌入,我国户籍制度的主要矛盾,已由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口的分割性与等级性的矛盾演变为本地户籍与外来工的分割性与等级性的矛盾.从现实功利立场而不是从维护社会正义与公正的立场直面这一矛盾是当前占主导性的思维.本文从我国户籍制渊源深厚的传统以及相关的文化传统层面分析了这一占主导性的思维何以可能的条件,并探讨了"今天"作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富有时间更替性的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户籍制度变革可能发生的影响.     

河南省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路径探析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在河南省尚处于试点推进阶段。就政府方面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费投入有限,整体推进不足;政府购买经验有限,购买程序不够科学;评估手段和监督体系尚不完善,行政干预行为时有发生。就社会组织而言,存在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有限,经费来源紧张,专业社工缺乏及流失严重等问题。为此,政府应结合河南省实际,转变传统的行政理念和工作方式,积极培育并扶持草根社会组织,建立社会工作人才薪酬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度,健全服务购买程序,保障采购经费的稳定性,建立第三方评估等;而社会组织自身也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实现组织自我增能。     

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能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其次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再造政治运行过程;再次是有利于提升公共政策理性,推动政治关系和谐.与之相应,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也存在至少三个漏洞:在结构上,可能被借用为政府扩张的动因;在过程上,可能被稀释为无果而终的对话;在政策上,异质为"强势集团"为自身争取政策利益的"白手套".要发挥协商民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做到:盘活体制内的政治存量,提高政治主体协商职能,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协商"结构增长";通过"赋理协商"和"赋权协商",实现利益有效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有效衔接;开放媒体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协商制度程序.现实情况下,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理念比单纯地追求协商实践形式更加重要.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来源:从经济绩效到社会公平

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绩效被视为中国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但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经济绩效的解释力是否式微?社会公平能否超越经济绩效,成为提升政治信任的关键来源?论文使用CSGS2015数据分析了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尽管经济绩效仍能提升政治信任,但社会公平超越经济绩效,成为中国政治信任最重要的来源。因此,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优化治理体系结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努力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公民社会视野下的中学政治课程功能定位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就政治生活领域而言,最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我们"已经迈进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用于描述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状态的一个学术概念,其涵义一般是指"国家或政府系     

农民工剥夺问题研究

农民工剥夺问题易引发社会冲炙,危及社会和谐,与当今我国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具体部署极不相称。农民工的剥夺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领域。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不平等的等级意识、制度中不公正的户籍屏蔽和现实中政府利益取向偏离引起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培育公民意识,构建和谐社会;创新户籍制度,落实国民待遇;转型政府职能,明晰行政权力界限。     

文化政治学视域下的“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变迁:台湾经验与启示

为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地位,缓解因过度忽视城乡发展失衡所造成的民间对抗力量,台湾当局通过凸显"文化产业"的"地方性"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切入点。台湾地方文化产业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制定与变迁根据实现需要呈现出三个重要转向:从"政府"主导转向地方"自治化";从"各自为政"转向建立行政配合机制;从硬件设施建设转向全民动员。从文化政治学角度解析地方文化产业政策的变迁不仅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台湾地方文化产业在特定语境中所扮演的文化、经济与政治角色,同时也可以为推动大陆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政府化解社会危机的对策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处在现代化加速发展时期的墨西哥突然陷入了社会危机。新上台的埃切维利亚政府为应对社会危机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众的社会经济政策,并实行政治开放和多元外交。虽然有些政策在初期收到良效,但因国内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的反对,税收改革失败,埃切维利亚只得借助于财政赤字和外债,最终,"分享发展"战略崩溃。从社会危机的起因和埃切维利亚政府政策的贯彻中,可以感悟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不能忽视政治现代化;在混合经济体制中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时,要对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的制约有充分的估计;实行民众主义政策,不能牺牲经济增长,重视眼前利益,不能牺牲长远利益;对政府政策"钟摆效应"的研究应该分析利益集团和外部环境等深层因素的影响。     

多元社会下的政府决策体制科学化

政府决策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政府决策的优劣与否是决定政府行政管理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决策的范围和难度愈益扩大。政府决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由此也对政府决策体制的优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必须建立起一个权威精干、反应灵敏、功能齐全的现代决策体制。本论题的研究明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型社会"构建中的公民权利研究

"两型社会"构建凸显了政治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转型而谋划可持续发展蓝图的政治意愿,而政策和立法中公民参与缺失的现状使得"两型社会"构建缺乏实施基础.促进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协调共进,明晰公民环境权的内涵和发展权的要旨,将真正协调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不同利益攸关者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为"两型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未来发展、完善提供和谐的空间和进路.     

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

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首要目的是进一步明确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在注重强化政府作为战略统筹者的地位、依法合理运用如规划和评估等各种有效政策工具的同时,弱化其对高校过多的行政干预的角色,为高校释放出最大的自主空间,鼓励高校依照章程开展"摸着石头过河"的多样化探索与创新。概言之,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宏观改革的基本取向为:宏观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微观层面高校"摸着石头过河"的相结合。     

政治系统调适与执政党－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

社会结构转型的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随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政治系统必须相应进行调适,其核心问题是处于政治系统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理念指标下,实现执政方式的改变;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咨询机关的体制性关系。     

行政给付制度的法律探析

行政给付作为法治国家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条件的行政法律制度,能够将社会资源与财富作适当的再分配,以满足社会大众特别是相对弱势地位者的需求;而且能够调控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是政府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权利的重要职能活动,因此完善行政给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职业教育能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获得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正确认识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事关教育公平和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不同教育类型样本初职和现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主要测量指标,借鉴地位获得模型,构建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职业教育对个体初职和现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教育类型间及职业教育群体内部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接受了职业教育的群体具有较好的初职地位,表明职业教育为个体社会地位获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职业教育对农村户籍和女性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更为显著。但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对个体现职地位提升缺乏可持续的支持。为此,要确保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应有地位,有针对性地扶持弱势群体,加强通用技能培训,优化职业教育毕业生社会地位可持续发展。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文献综述

<正>一、政策研究现在很多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政策分析上,他们以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国家行政体制,分析现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国家政策而言,主要是"两为主"政策。所谓"两为主",即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两为主"原则;2006年《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