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笑着继往开来——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弘征小记

《他微笑着继往开来——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弘征小记》一文所记叙的主人公,是一位属于开拓型的出版社负责人。过去,面对生活向他展示着的冷酷的脸孔,他神情严峻,报以冷笑;而今,当他站在铺满鲜花的时代舞台上时,他仍然面带笑容,但目光已投向未来……     

绿叶映红花 天然增风韵——读《<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

诗人弘征继《司空图<诗品)今译·简析·附例》一书之后,又推出了他的新著《<唐诗三百首>今译新析》(漓江出版社出版),进一步开辟了古诗今译的新路子,体现了唐诗研究的新成果,堪称造福读者、泽惠青年的佳作。我国是一个泱泱诗国,唐诗是其中的一座万紫千红、永不枯败的百花园。历代的唐诗     

关于“编辑是什么”的演讲

大学生们是很挑剔的,因为不到十四年前我就在这个教室里以挑剔的眼光来审视老师的讲课,因此我还真有一点儿怯场;怯场的另外一个原因,从这里毕业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做了不到十四年编辑工作,也混到了一个编审的职位,但到这里来和大家谈编辑是什么,也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或许是胡说八道。因为,编辑是什么,说不清,有所谓编辑学也不曾说清楚过,我也是欲说还休,姑且从自己的感受来谈一谈。 一、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据云有心人在京沪穗深做过一个“职业社会地位”调查,调查显示科学家、政府官员、教师名列前三位。我有一位编辑同行,是学林出版社的社长,曾是赵景深“文革”前的研究生,他对我说:“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我同意他的说法。     

杂志创新策略--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

封新城用“默默无闻”来形容自己就任《新周刊》执行总编前的12年,那时他在电台工作,干的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活。但也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他连续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封新城对其12年广播工作的“不以为然”,倒是反衬了他对平面媒体的狂热———他自称做《新周刊》是多年积累的一次大爆发。他还把“引爆”的功劳归为他当年广东电台的同事窦文涛的引荐。窦和封在同一年离开电台,前者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去了凤凰卫视;后者一动笔便是滔滔江水,以说“不”的姿态使《新周刊》在青年人群中所向披靡。《新周刊》社长孙冕宣布封新城任执行总编时…     

未来电视：和你再见啦？

近日,澳大利亚未来学家RossDawson发布了“报业消亡时间线”世界地图。他预计美国报业的末日是2017年（原因是“变得无足轻重”）;英国：2019年;澳洲和香港：2022年;日本和中国：2031年。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报纸迟早会消亡。     

洋主播的中国缘——埃德温·马尔访谈录

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30多年的编辑记者和播音主持经验;他是墨尔本家喻户晓的脱口秀主持人、天气预报员。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去世后,一次偶然机会结缘中国,花甲之年只身来到北京,却开启了人生的另一航程。12年来,作为央视首位外籍新闻播音员,他受到观众与同事的普遍欢迎。前不久,央视评选“最美央视人”,他没有异议地当选。这是继他获得由国务院颁发的“友谊奖”等荣誉之后的又一崭获。     

采访名人的艺术

湖北沙市报记者王家绵写的本报专访,在读者中有一定声誉。来沙市的名人他几乎都采访过。尽管他是一名小报的记者,在专访知名的“大人物”的时候,却从来没有畏缩过。 1984年12月,全国人大四川、湖北视察组来沙市,王家绵得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在此行之列。他找到曹禺下塌的房间,刚敲门,便被省里派来的保卫人员拦住。他说:“我是沙市报记者。”“省里人”说:“省报、长江日报的记者采访我们都拒绝了。”“他回故乡来了,见他一面也不行吗全”“不行!”王家绵只好暂时离     

空中桥两岸情--记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毕福臣

人们常用“天才加勤奋”来形容一个人成功的经历，对毕福臣来说，他的成长、他的成功，用“勤奋”二字来概括更为确切。 １９６６年深秋，毕福臣从部队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部。面对复杂的采编业务，知识水平不足，使他在工作中是那样的力不从心。他深刻体会到要做好本职工作还得靠真才实学。 几十年来，有两件事令他终生难忘。一件事是３０年前他刚到广播电台，正是“文革”风暴席卷之际，社会上批判彭德怀同志，把１９５８年以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也列为一大罪状横加指责，把“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上纲…     

执着的爱,使他获得成功——记襄阳县业余通讯员谢德选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83年,他高中毕业,就顶替了父亲,和废铁交上了朋友,“叮叮当当”一敲就是八九个小时;车间主任,官不大,事倒不少:开会、成本核算、布置生产任务;下班后,精疲力竭的他少不了还得为小家庭弹上一曲“锅碗瓢盆交响曲”……家务、工作如此繁重,能搞好新闻报道吗?当他拿出用稿记录时,我诧异了:4年来,他在中央、省、市、县十几家新闻单位,发表了200多篇新闻和文学作品。他,就是湖北襄阳县黄龙机械站的谢德选。     

“肯花钱的杜月笙”──从档案史料看杜月笙的一次“善举”

海上大闻人杜月笙，能在风云际会的上海滩发迹成为“社会领袖”，尔后又能历经风雨数十年不倒，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亦有他个人的因素。后者细究起来，识者说他“会做人，会赚钱，也肯花钱”，或许有道理。会做人，会赚钱，一般人也做得到，无非是手段高明、巧取豪夺那一套，关键是“肯花钱”，不是每个大事都能做到的，如他的师傅黄金荣就不行，而他则出手不凡，在赌台上把赢来的价值数十万元的房契、支票轻轻撕掉，说一声：“朋友之间玩玩，不必当真”，便过去了，对方从此以后感激不尽，说不定就到了他的麾下效劳。杜月笙“肯花钱”的另一…     

现任教皇会“驱魔”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亲自在梵谛岗内主持驱魔,他说:“以天主之名,我命令你离开这个女子!”他就是这样把“魔鬼”从一个22岁女子的身上赶走。这也是二百年来第一次天主教皇亲自作法驱魔。这次驱魔发生于1982年3月,第一次在一本新书:“我的四位教皇”中透露。此书的作者是一位梵蒂冈大员,已故法国大主教翟克·马由。     

倾注真情 深挖细节——洪加祥作品简析

洪加祥是浙江日报的一位特色记者。他的特点是:一是他擅长通讯写作;二是他善于用形象的手法、生动的细节来反映他所采访的人与事;三是他最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诉求,呼吁或展示对这一群体的人文关怀。     

重视证据与保护“深喉”

关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48亿巨款下落不明”一事,央视新闻频道在2012年12月15日晚播出一则报道：揭露“儿慈会”资金问题的,是一位名叫“落魄书生周筱赘”的网友,“儿慈会”事件是他众多“揭黑”事件中的一起,爆料来自“深喉”,为此他调查了44天;没想到“儿慈会”竟然以小数点弄错了来搪塞,说什么4．75亿误写为47．5亿元。     

媒体的"他者意识"及其危害

所谓“他者意识”,就是视“他人”为一种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存在者。浏览报纸,发现有些媒体存在着强烈的“他者意识”。与社会学和哲学上的“他者意识”稍有不同的是,“他者意识”在本文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媒体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以“他者”的眼光,在社会新闻方面主要是以猎奇、窥视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忽视自己是社会组成的一分子这样一种心态;二是指媒体在报道某些弱势群体时,把他们视作为“他者”、外来物,不纳入所在社群的这样一种潜意识。媒体作为社会理性、客观、公正的一面镜子,作为整     

重要的是适销对路——一个记者的感言

读罢艾丰同志的《首先拿出合格品来——一个编辑的感言》(见《新闻战线》1992年第1期),受益匪浅。作者既是个资深记者,又是个编辑里手,他从记者和编辑两个方面对不合格的新闻产品产生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尤其是作者对“为什么记者不能拿出合格品来”的分析,认为是放弃了“启动”和“收尾”两个重要环节,更是说到了点子上。他认为“拿出合格品”是一个结合部,有业     

越是熟悉的……

没想到这个采访对象的名字差点被我弄错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跟他太熟悉的缘故。报道的主角是我所在学院的一名学员。采访他之前,我就看过他在学院文艺汇演中的演出.他能随意从食堂里挑出几个瓷碗,敲出一曲曲拿手的歌曲,于是我记住他的名字叫“何立力”。后来,他常到我们科里来找文化干事,我们就认识并熟悉起来,文化干事的本子上记的名字也是“何立功”三个字。1987年,《空军报》在《长空》副刊开辟《文体生活特     

重要的是适销对路——一个记者的感言

读罢艾丰同志的《首先拿出合格品来——一个编辑的感言》(见《新闻战线》1992年第1期),受益匪浅。作者既是个资深记者,又是个编辑里手,他从记者和编辑两个方面对不合格的新闻产品产生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尤其是作者对“为什么记者不能拿出合格品来”的分析,认为是放弃了“启动”和“收尾”两个重要环节,更是说到了点子上。他认为“拿出合格品”是一个结合部,有业务、思想、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问题,也是不错的。但是,如何抓住“启动环节”和“收尾环节”,如何做好“结合部”的工作?作者似阐述得不够充分,也许他是较多地从编辑的角度看问题     

吴海民：报业“衰退期”再思考

2005年5月,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提出“都市报的冬天提前来到了”的判断;接着,他接受笔者专访时,指出报纸进入“冬天”的深层原因在于新媒体的崛起和冲击,并由此提出“报纸的冬天将相当漫长”;随后他发表了《中国媒体大变局》的长文。一年过去了,吴海民社长在今年又作出了“报业的衰退期已经开始”的判断和思考。     

痴心“集报”的冯麦诚

陕西省《三原报》青年记者冯麦诚两年来集报3000种。 貌不出众、语不惊人的冯麦诚自染上“集报”嗜好,人们发现他自行车上多挂了一个自制大布口袋,只要遇见“宠物”报纸即纳入囊中大布口袋;洗澡堂里别人丢弃的湿淋淋字迹清晰的报纸是他掌上明珠;破烂收购站,几百份创刊号报纸被他高价“返购”回来;     

邓小平：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动乱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