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     

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质”与“量”——基于创新环境视角

以2009—2017年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是否会改变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提高了企业研发支出和专利产出,也提高了企业发明专利,即政府补助同时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进一步将创新环境指数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区域创新环境越差的地区,政府补助的促进作用越强。本文的结论建议是提高补助效率,政府在制订和实施补助政策时应该考虑区域创新环境,实行差异化的补助政策。     

提升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补贴绩效的内外规制研究

本文选取2011-2015年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不同规制约束下,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环境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较高的内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研发投入与企业环境绩效,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较高的外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当企业面临高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当企业面临内外部规制一强一弱的制约时,相比于低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高外部规制和低内部规制下更能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对提升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绩效和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异质性、政府补助与R&D投资

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虑企业异质性因素,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动态作用区间。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作用具有区间性,当政府补助强度达到一个临界值后,替代作用超出激励作用。目前,政府补助对制造业上市公司R&D投资总体表现为激励作用,而且,平均补助强度远远低于激励作用转化为替代作用的临界值。同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作用及其最适补助区间呈现所有权异质性、企业规模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     

企业绿色创新:政府规制、信息披露及投资策略演化

面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融资困境,如何破解信息披露难题、推动金融机构投资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而政府规制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必要手段。基于此,构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和Python仿真,分析政府规制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各主体交互影响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政府规制能显著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和促进金融机构的企业绿色创新投资意愿;（2）政府对隐瞒信息行为惩罚系数越大,越利于企业向公开信息方向演化;（3）当奖励系数适度时,政府对企业信息披露和金融机构投资的奖励系数越大,越利于克服企业绿色创新的信息披露难题和融资困境,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4）政府规制给企业带来效益增值,企业给予政府反馈补助。当反馈系数较大时,企业和金融机构都会向利于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方向演化。     

环境规制政策演变对中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学术界做了大量关于环境的研究。但鲜有文献说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变化对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此,文章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2种政策类型和2004—2016年中国27个省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SFA)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和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都对医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了"激励效应";在投资型环境规制中,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医药制造业创新产出有正向作用;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对医药制造产业的创新作用不显著。     

环境规制、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耦合影响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发展,但是规制目标和规制效果之间的差距表明对此的研究仍需更进一步。以往文献多集中在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单层关系剖析上,对政府干预的多政策耦合影响关注不够。本文基于优势互补视角,分析政府补贴在环境规制和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协调作用,构建环境规制、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模型。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的加入并没有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适当使用政府补贴反而可以弱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提前开展技术创新。通过1998-200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验证,得出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阶段性门槛和政府补贴适度区间,进而提出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和政府补贴配合使用的调整方案,为其他相关研究和政府政策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的借鉴。     

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两阶段技术创新过程的视角

针对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多样性的现状，突破将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不足的局限，分创新研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对企业技术创新内部过程进行剖析，为优化企业技术资源配置、政府制定有关创新补助政策提供参考。以2016—2021年我国上市专利密集型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并进一步探究创新环境这一情境变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专利密集型企业的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创新研发阶段的影响要大于经济转化阶段，而对不同企业性质和行业间企业影响的差异主要由于企业竞争程度不同，对非国有企业两阶段效率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对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两阶段效率均显著正相关；创新环境优化有利于政府补助激励专利密集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提升，对经济转化效率为正向影响但不显著。由此分别从政府层面及企业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断弥补创新的"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     

外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聚焦于外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2013—2017年1 014家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倾向于将政府补助投入到研发中去,而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增加都没有对研发投入起到积极作用;政府补助的增加减弱了债权融资对研发投入的消极影响,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在模型回归中使用系统GMM法,能更好地控制内生性问题并提高估计的效率。     

行业特征、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运用全局ML指数测算了同时考虑能源和环境约束的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将测算结果聚为三类:高质量产业、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结论表明,高质量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为薄弱;我国工业的环境规制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环境规制影响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的创新效率吗?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就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清洁生产型产业2004—2010年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与整个工业相比,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效应更大。倒U型曲线具有更高的拐点,表明在不损害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政府对清洁生产型产业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更广阔的空间。     

异质性企业创新投入资金来源差异及其变迁研究

为探究异质性企业创新投入主要资金渠道及其伴随经济环境波动而产生的变迁趋势,本文基于创新投入对资金来源的敏感度,使用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创新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为政府补助,非国有企业则为内部融资;(2)高技术企业创新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为政府补助,而非高技术企业则为内部融资;(3)随着经济环境波动,2007年至2015年间上市企业创新投入资金主要来源呈现出"政府补助→内部融资与股权融资→政府补助"的变迁趋势。这表明企业创新投入资金主要来源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并且当外部经济环境不佳时企业倾向于使用政府补助开展创新活动。此外,本文结论亦是对融资优序理论的拓展与补充,表明该理论在异质性企业与差异化经济环境中适用性不同。     

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新疆为例

能源效率的提高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双重任务.基于政府环境规制的视角,以新疆1990年-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本研究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单要素能源效率,还是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角度,政府环境规制均不利于新疆能源效率的提高,同时,政府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抑制作用不仅体现在当期,滞后3期的抑制作用仍然显著,尤其是滞后2期的政府环境规制对当期的能源效率影响最大.最后,就实证检验的结果做出一些理论推断,并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R&D创新效率

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在考虑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2004-2010年间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虽然,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强度与R&D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环境污染程度较小和R&D强度较高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R&D创新效率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政府干预、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证据

作为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投资过度或者不足都有损公司价值实现。来自政府、银行及公司内部的预算软约束都可能造成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研究结果显示:直接的政府干预及"内部人控制"产生的预算软约束都是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直接成因。另一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直接的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均不显著。     

政府补助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R&D的影响

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实证研究我国政府补助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初创期的企业政府补助力度不足,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补助过多。政府补助与初创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呈线性正相关关系,与成长期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来说,没有证据表明政府补助强度的升高会对成熟期企业研发投入有促进或者抑制作用。政府补助对衰退期企业的研发活动有一定的激励效果。因此,建议政府应当继续增加RD投入,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力度,引入市场竞争和淘汰机制,倒逼国有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根据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不同经营特点,有针对性和导向性地对企业进行补助。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关系——基于政府监管与媒体关注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环境规制的创新,是否同样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选取2013—2017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法基础上的双重差分法(PSM-DID)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而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都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抑制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发挥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的影响力需要适宜适度,才能有效推动企业研发创新。     

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杠杆率的门槛效应

稀土新材料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建设国防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被世界各国列为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被予以重点支持。本文以2012—2020年中国稀土新材料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超效率DEA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杠杆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稀土新材料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稀土新材料企业中更为显著;杠杆率在政府补助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杠杆率低于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小,当杠杆率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