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孔子删《诗》

孔子是否删《诗》？这是中国学术界争讼千年的论题。隋朝以前无人否认孔子删《诗》,唐朝孔颖达则疑孔子删《诗》;至当代则有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等论著亦持否定孔子删《诗》说。本文依据《论语》、《左传》、《国语》、《墨子》、《庄子》、《尚书孔序》、《史记》、《汉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中舒《左传注》等丰富而有说服力的古今论据,特别是《论语》、《左传》引《诗》、论《诗》的可靠证据,充分论证孔子删《诗》。     

对阮籍十首四言《咏怀诗》的真实性还是以存疑为好

阮籍以《咏怀诗》名世,一般提到他的《咏怀诗》,都是指其五言《咏怀诗》。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阮籍”条说:“……(阮籍)长于五言诗,代表作《咏怀诗》82首多抒写忧生伤时的苦闷,为后世传诵。……”但阮籍是否还写有四言《咏怀诗》,有多少首,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因为建国后几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都不提这个问题,只有胡国瑞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提到阮籍还有四言《咏怀诗》三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阮籍”条说:“……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另外质量较高的《中国历代…     

孔子删诗考

“孔子删诗”一说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细读文本会发现争论起于后人误读《史记》,司马迁并未明言孔子将诗歌三千首删为三百首,而是将当时所存之诗稍去其重,刊为定本。“孔子删诗”之真相可求证于《史记·孔子世家》文本及其他相关材料,崔述《洙泗考信录》之见解颇为可取。     

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经典化

西周康王时期出现以《雅》《颂》命名的《诗》文本,此后不断出现《诗》文本的编集,季札观乐时已经存在着很成熟的《诗》文本。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造成了《诗》文本的混乱。于是孔子收集各种《诗》文本,重新进行编集,这就是《史记》所言的“删诗”。孔子编集的《诗》文本主要以古本为依据,基本延续了季札观乐时的格局。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复兴礼乐,不过,就其所处时代及自身处境而言,这种愿望很难实现;其编集的《诗》文本主要用于教学,并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儒家经典而存在的。经历秦火之后,汉代四家诗不仅沿承孔编《诗》文本的传统,并且逐渐成为国家经典。     

“难以情测”出自谁手?——《文选·咏怀诗注》中的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阮籍》一节说到:“(阮籍)有些诗的主旨,刘宋时颜延之已经说‘难以情测’。”按,“难以情测”一句出自《文选·咏怀诗注》,但这一句究竟是不是颜延之说的是一个问题。钟嵘《诗品》(卷上)评阮籍的诗时指出:     

中国古代“诗史”举隅

中国古代“诗”与“史”的关系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先秦时代诗与史是不分的，诗即是史，史即是诗。清钱谦益《胡致梁诗序》：“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     

谈读诗

我们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诗的国家。诗人之多,诗作之多,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一大半是诗歌史。学习中国文学,如果不读诗,那就简直可以说没有真正接触到中国文学。我们中国,又是一个有读诗传统的国家。《诗》、《书》、《易》、《礼》、《春秋》;《诗》为五经之首。孔门弟子念的第一本书,就是《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删诗”说释略

“孔子删诗”问题在（《诗经》学史上历来争议较多,且迄今尚无定论。论文在详细梳理有关学术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剔发“去其重”说在诠释“孔子删诗”问题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关雎》是自由民阶层的一首恋歌——兼与柳正午同志商榷

历来经学家解释《关雎》,虽有“美”、“刺”二说之别,但无不认定它是一首事关“后妃之德”①的政治诗.近代学者突破儒家思想的牢笼,从考察《关雎》的内容着手,创立了“爱情诗”的新解.如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说:“这诗写男恋女之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组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这是一首描写男子追求女子的民间情歌.”但是,对《关雎》诗义的争论仍在继续.     

走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研究的误区

孔子“删诗”为司马迁所首倡,然而自唐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怀疑。但由一系列考证可以推知:孔子确曾有“删诗”之举。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都不能成立。据钱穆考证,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三十岁,始授徒设教。若此论不差,则《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当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并没有错,乃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不是“求贤”,是“激贤”——小议《短歌行》的题旨

<正> 曹孟德的乐府诗《短歌行·对酒当歌》一首,自古至今,誉为名篇,千百年来,交口相传,历时不衰。其实,有些看来是大家熟悉的东西,也未必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譬如这首诗的题旨,古今论者都认为是“渴望贤才”、“思念猛士”。清人陈沆说:“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诗比兴笺》),今人游国恩等人也说曹操以此“表现他爱才若渴的心情”(《中国文学史》),“抒发他思念贤才     

也谈＂念君客游思断肠＂的＂思＂

三国时期著名的诗人曹丕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燕歌行》,其中“念君客游思断肠”之“思”,现在通行的选本和注本均未加以解释．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袁行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等等。大概把诗中的“思”与“思念”的“思”相等同,认为这里用的是常用义,便不作出注释。     

关于《诗经》几个问题的探讨

《诗经》是我国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封建社会时期是青少年读书仕进必读的经书之一，也是研究我国周代历史最原始、最可靠，存在的争议问题最少的重要史书。《诗经》虽然是《十三经》中存在争议问题最少初一部经书，但从前清以来，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没有完全统一的学术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并提出若干新的见解。本文拟探讨三个问题：孔子是否删“诗”？如何正确理解《诗经·国风》部分反映的民俗？关于《鲁颂》反映的史实的时代。一、孔子是否删“诗”？孔子删《诗…     

孔子教材编订指导思想剖析

在中国教育史上,儒家学派前后绵延两千余年,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思想体系,就是它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典籍,即孔子所编纂、删订的“六经”：《诗》《书》风》《乐》《易》《春秋》。《庄子·天运》指出：“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曾强调：“孔子以《诗》《书》《礼》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孔子根据自己的思想,把“六经”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教材。那么,孔子编订这些教材的指导思想究竟有哪几方面？对这一问题,孔子本人没有给出…     

《木兰诗》别解

<正>《木兰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篇脍炙人口的杰作。古往今来,人们对这首诗推崇备至。明代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赞《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那么,《木兰诗》为什么受到如此赞赏呢?翻阅近四十年来的各种中国文学史、论说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木兰诗》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位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雄形象,这一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妇女勤劳、善良、机智、     

从《左传》《国语》所载逸诗的属性看“孔子删《诗》”

前人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虽论据众多,但实际上真正较有说服力的仅只一条,即“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的矛盾.然无论是“古诗三千”还是“逸诗”稀少,否定论者的理解都值得商榷.所谓“古诗三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仅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也是指各版本累加的总和;所谓“逸诗”也并不是整部《诗经》之逸,而只是部分显贵地区的诗歌之逸,特别是《周颂》和二《雅》之逸.由于《周颂》和二《雅》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贵,本来被删的几率就不大,因此以经传所载“逸诗”之少而否定“孔子删《诗》”,这样的论证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苟子对古代文学文体的贡献

荀子的文学作品虽不多，但影响较大，故而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荀子》中有民歌体的《成相篇》，被称为“弹词之祖”和“三三七言”诗体的开创之作；在文学史上，个人自作而称为诗的，最早是《荀子·赋篇》中附录的《饱诗》。《荀子》中还有以赋命名的《赋篇》，这是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它和楚辞诗体一道促成汉赋的诞生。     

"蛇"隐喻在现实语境中的转化--从现代文学史上几首相关诗作谈起

“蛇”作为一个语言符码很少出现在诗中,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却有五首诗与“蛇”有关,它们分别是冯至《蛇》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两首）,穆旦《蛇的诱惑》,郑敏《寂寞》。这五首诗均提到蛇,这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论文拟从“蛇”在神话中的意义出发,通过“蛇”在具体语境中的隐喻意味,挖掘其中的社会深意,并以此探究诗人在写诗时的心理状态。     

北曲音乐和元曲的形式与风格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说:“一代之文,每与一代之乐相表里。”冯班《钝吟杂录》云:“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诗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这在文学史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远古时代的诗实际上都是歌曲,诗与歌是不可分离的一种东西。《诗经》中的作品也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故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墨子·公孟篇》也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而且《诗经》中的作品因其配合音乐的不同而各有特色,如“风”诗是配合地方色彩的音乐,“雅”诗是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