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于神宗”论

“明亡于神宗”论苏德荣明王朝是否亡于神宗？或者说，对于明王朝的灭亡，明神宗究竟应负多大责任？这是研究明朝灭亡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利于对万历上下诸朝朝政得失的研究，更有利于搞清楚崇赖帝对于明朝灭亡应负的大任。因此，本文拟对万历一朝的...     

“报闻”与“不报”：从《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

奏疏留中现象在明万历朝尤为突出,成为影响时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万历邸钞》作为明末人整理的当代史料,对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多有著录。邸钞中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和内容选择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朝政治变动及党争等政局。神宗对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取舍,彰显了皇权对舆论的控制,皇帝虽然怠政,但从未放权。万历中后期围绕奏疏留中所进行的控制与抗争,反映了万历朝的君臣冲突及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独立意识,这种意识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渊源关系。     

从《定陵注略》对矿税大兴的记载看其史料价值

本文通过《明史》、《定陵注略》对明神宗矿税大兴记载的比较分析 ,论证《定陵注略》是考证《明史》记载之误和深入研究神宗朝重大史事的重要史籍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关于中国历史学起源与性质的最早论述。本文认为,孟子之“诗”,是在指代讽谏劝正之辞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迹熄诗亡”之说实质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周室寝微,政由方伯,公卿列士献诗讽谏制度荡然不存,讽谏劝正之辞不再被陈于王廷并因此走向衰亡;讽谏之诗衰亡了,以微言立大旨、寓损贬之义于其中的《春秋》于是产生了。     

林黛玉与史可法——金陵十二钗“本事”考释之一

小说“故事”、历史“本事”和“经书”义蕴三位一体的“千古未有之奇书”《红楼梦》,其第二层所记载的,是一部自神宗衰落至弘光国亡的明末“血泪”史.作为“金陵十二钗之冠”的林黛玉,自“史书”层面观,同样是一位与贾宝玉并列的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我曾言,林黛玉在明史“人物系统”中的本来“角色”是史可法,兹作以比较考释.一、“前科”进士关于林黛玉的家世门第,《红楼梦》第二回有一段特别的论述:     

万历内廷戏曲承应机构考论——以“四斋”“玉熙宫”为核心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后,明神宗朱翊钧长期怠政不朝,国势渐趋衰微。但就明清宫廷戏曲的嬗变而论,这一时期却是新的变革时代。"四斋""玉熙宫"这两个专门戏曲承应机构的成立尤其引人瞩目。"四斋"是万历时期专为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成立的戏曲承应机构,其存续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间。"玉熙宫"则是专门负责为神宗演出戏曲的承应机构,成立时间当在万历十年(1582)至二十六年(1598)之间,它以既有之宫殿——玉熙宫作为固定的戏曲教习、演出场所,伶人包括宦官和女伎,演出内容有宫戏、外戏,至明末仍然存在。这两个内廷戏曲承应机构的成立,对晚明乃至明清时期宫廷戏曲的发展影响深远。     

“通人”钱牧斋

钱谦益，字牧斋，常熟人，活动于明万历十年到康熙三年间。我们知道，万历十一年，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病疫，此后神宗万历燕安怠情，常常几年不理朝政，明代的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宫庭秩序紊乱，“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相继发生，党争渐起；同时东北奴儿哈赤的势力逐渐强大，于万历四十六年自称金国汗，开始搔扰大明边境；国家为了平定“辽事”而横征暴敛，造成上下困竭，民怨载道，一场“内乱”又在酝酿之中……。钱牧斋生逢内忧外患的动荡时代，必然要卷入到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而他的生活道路也确实是在各种争端的夹缝中…     

张居正行政改革研究

张居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历经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担任万历朝的内阁首辅.担任首辅期间,张居正的行政改革使得大明王朝重换生机,对于明史来说张居正的“江陵柄政”作为了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而标榜史册,可见张居正行政改革的历史地位.     

郑和下西洋有关问题之反思

一、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关于郑和下西洋之目的,《明史》是这记载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照《明史》记载看:其目的就有两个,将寻找建文帝(惠帝)之下落这一目的置于前,在“且”     

明神宗派出矿税监补正

明朝万历中矿税大兴,是导致明王朝衰亡的重大史事。对于明神宗派出的矿监税使,《明史·宦官二·陈增传》仅载王亮等１７ 人,漏载颇多,本文现予补正     

怎样理解“仁义不施”

宋成玉同学问:《过秦论》的作者在叙述秦朝由兴盛到衰亡的史实的过程中,时时流露出自己对秦国—向奉行武功而不讲文治的做法是反对的,也就是说秦朝从兴盛到衰亡都是不施“仁义”。那为什么文章最后作者又是将统一了天下的秦朝一朝覆亡的原因归纳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正如贾谊叙述、描写的那样,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和张仪的连横策略,增强了国力,分化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各诸侯国争割地而赂秦,削弱了六国的力量,使西河之战首告大捷。以后的几代君王“蒙故业,因遗策”,拼命扩张地盘,不断“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当时秦国“攻”天下之势真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当时秦国的主要矛盾是扩张地盘,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又基本正确,黎民百姓还没有看清秦国君王的真正面目,易于被驱使利用,所以即     

明末杨荣乱滇被杀述略

明代,云南的采矿业迅速发展。据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记载,银的产量,浙江等八省,还“不敌云南之半”。正因为这样封建统治者对云南的矿税榨取也最凶狠。《明史·王元翰传》说:“至云南之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二事。”贡金,是指万历二十二年后,云南每年所进的御用金五千两,已使“滇民力竭”;榷税,即万历二十七年起,明神宗     

明万历年间立储事与万历朝政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皇位的继承是皇室和国家的大事。“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西周宗法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皇位继承的基本准则,被以后各封建朝代遵守,以保皇权更替的政治稳定,然而明神宗万历朝的立储事却迟迟不能解决,前后持续十五年,在有明一代,甚至整个封建时代都是不多见的,对万历朝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就万历朝的立储事及其对万历朝政的影响略加论述。     

“绕朝”及其事新解

繞朝事见《左传》文公十三年。传日:“繞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繞朝时为秦国大夫。据孔《疏》:“正义曰:‘服虔云:绕朝以策书赠士会。’”杜注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士会当时即行,繞朝来不及书策为辞,并且事既密,也不宜以简牍赠人.此推断可能从《韩非子·说难》而来。《说难》云:“故繞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说难》虽记载了《左传》、《史记》二书之未载——“繞朝为戮于秦也”。但只记“繞朝之言当矣”.未具繞朝以策书赠人,故杜氏所疑不无道理.     

“上帝”惹不起“大爷”

何谓“上帝”,据《辞海》的解释是“主宰世界之神”;何谓“大爷”,此乃北京土话,《北京土语辞典》称:旧时仆人称一家的男主人,今天作为嘲讽之词.     

《金瓶梅》成书年代考证(续接第2期)

三、催攒皇木的时间发生在嘉靖37年之前 关于采办皇木之事,据《明史》记载,武宗时有一次;神宗时有一次;世宗时则有三次。 《明史·世宗》载: 嘉靖20年5月戊子,“采木湖广,四川。”嘉靖22年3月庚戌,“遣使采木湖广。” 《明实录·世宗实录》(7617页)载:     

明末“三案”究竟

明末宫廷之中,曾连续发生三桩案件:一为万历朝之梃击,二为泰昌朝之红丸;三为天启朝之移宫,当时朝臣为此嗷嗷不休,弄得满城风雨。明朝官吏之中,夙有辨正义之风,也可以说是争意气,皆生死不顾。为宫廷事亦常如此,干受廷杖而无畏。如英宗朱祁镇的皇后陈氏合葬之事和世宗朱厚聪之父兴王称帝的“大礼义”之争,一时皆鼎沸朝廷。“三案”亦然。究其发轫之由,实因“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即册立太子之事。明祖制,皇嗣立嫡立长,即有嫡子则立嫡子,无嫡子则立长子。神宗朱诩钧无嫡子而有长子,名常洛(即泰昌帝)为王妃所生。妃无宠,生子不进封,故常洛亦失爱。妃郑氏有宠,生子     

“照”不能只释为“挡”或“招架”

胡适先生为研究《醒世姻缘传》这部巨著花费了数年时间。从取证,注释到论证,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这种刻苦的求实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胡适在该书中有关“照”字的注释,我不敢苟同。胡适先生在他写的附录三《醒世姻缘传》考证第六,从《聊斋》的白话典词证明《醒世姻缘传》的第一节例十三中是这样注解的:“照”、“朝”:“挡”、“招架”。其意是:“照”与“朝”在当时的方言区中用法相通,当“挡”或“招架”讲。《说文解字》上讲:“照”,明也。从火,照声,之少切。说明了“照”字的来历、本义     

解读“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载:“二十六年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任户部。”①此条文《明史》无注,事亦不见《明实录》。此事涉及明初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探析。前人就此问题涉猎殊少,明人笔记中仅谢肇制《五杂俎》中记有此事,兹引如下:“即如户部一曹,不许     

苏轼“乌台诗案”述评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言(臣),摭其表语,并谋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这段不足八十字的正史,记叙的是距今九百多年前的北宋神宗朝,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坐作诗讪谤罪”,被御史台关进监狱,酿成我国历史上闻名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1],只是,记叙太简单了.乌台诗案的档案材料,南宋蜀人朋九万手录付刻,成《东坡乌台诗案》,其他还有周紫芝的《诗谳》,清人张秋水编纂的《眉山诗案广证》,今人陶道恕著的《乌台诗案新勘》等书,才使乌台诗案的真象,得以大白于天下,流传至今. 起因:新旧党争,种下祸根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一位文学天才,同时也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较稳健的政治革新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敌才从他的文字入手,有意陷害他.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复杂的.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国君.熙宁二年(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苏轼早在宋仁宗时,就曾上书言事,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但他与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有所不同.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上书神宗针对新法,提出不同政见,王安石非常不满,支派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从此,苏轼与变法派结下不解之怨,受到变法派的排斥.由于在朝中十分孤立,苏轼请求外放,先后出知杭州、密州和徐州.在这段时期,他长期亲民,深知民间疾苦,在执行新法时,“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政绩斐然.同时,他对于新法的弊端,又寄物托讽于诗文,“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于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宋神宗由变法转为改制.但是,混入新党的一批奸佞小人,仍然窃据要津,他们把变法改制蜕变成专门打击陷害异己的政治角逐,对政绩昭著的苏轼,唯恐其还朝受重用;对苏轼嘲讽新政的诗文,更是恨之入骨,因此,这批奸佞小人,常思伺机报复,置苏轼于死地.应该说,政治上苏轼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这便是乌台诗案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