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业和职责：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文化教育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在义学、书院、文庙、会馆的兴建过程中,或捐助资金,或负责办理,或为寒士捐助生活费和学费,而且亲自投身到地方社会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清代陕西的人才培养和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论清代云南士绅与云南社会的关系

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拥有领导地位及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很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清代云南士绅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对云南的地方认同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清代云南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宋代士绅社会琐议

士绅社会定型于明代,宋代已具雏形。宋代士绅阶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科举取士规模拓展的产物、未中第者社会地位提升的结果。宋代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继魏晋士族之后,又一次实现了富与贵的再结合。将士绅一概痛斥为土豪劣绅,把士绅笼统称颂为地方精英,两者均有杀偏锋之嫌。士绅并非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可称为善与恶的复合体。宋代士绅社会还不够成熟,士绅角色意识有待提升。     

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社会救济事业初探

清代呼和浩特地区因政治、经济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出现了穷苦蒙古、鳏寡孤独者和大量灾民。为此，朝廷通过建立仓储、蠲免赋税、分配土地、建立养济院等措施，防范和化解了土默特蒙古的生存危机，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为当今的社会救济事业提供了一定历史借鉴与启示。     

清代潮州民间救济体系初探——以水灾为例

清代是潮州历史上水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而官方的赈济活动未能满足救灾的实际需要。由地方绅、商、民以及民间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组成的民间救济体系,以其及时性、多样性、公益性、持续性等特征,在清代潮州地方防灾抗灾及灾后赈济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弥补了官赈的不足。从官方与民间救济力量的消长和互动,可以反映出清代地方社会的结构变化。     

政府、社会与民生:1929年河南旱灾及其救济

自然变异和人文社会环境败坏是1929年饥荒形成的重要因素。灾成之后,由于当时对社会团体的救济未予足够重视,加以时局波诡、治安混乱,严重影响了赈灾的有效开展。然而由社会组织举行的移民垦荒活动,不仅解救了部分灾民,也使政府对赈灾的认识更加深刻。     

传统士绅与社会剧变--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士绅为考察中心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历史条件的变化,江西士绅阶层在社会流动中呈具出一种多元分途的态势。辛亥革命时期,处于不同层次的士绅在这场社会剧变中心态和行为模式各异,但总体上推进了江西辛亥光复的进程。反过来,这场社会变革又和江西士绅阶层的前途和命运形成一种微妙的互动,并对之后的江西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期美国的社会贫困和社会救济政策

虽然美国经过独立战争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美国的社会贫困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如何解决贫困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救济政策更为适宜,这与当时人们的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而人们的观念又受到各方面因素的作用,如宗教因素、自由放任主义、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等。在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形式救济政策,并对其弊端进行改革。     

论社会救济与生存权利

救济灾民是最古老的一种社会保障方式,有人因此得以生存,有人则因为信念各异而"舍生取义"。中外文化典籍当中,给当代人类留下了丰富的记录资料,使我们能够通过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看到古人对社会救济的态度和做法。借鉴古人的精神智慧也可以为当代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从而引发人们深思维护生存权利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正义性。     

略论民国时期青海社会救济

青海随处西北,但在多种因素的促动下,传统的因素开始弱化,并逐渐发生变化,现代的因素开始逐渐向西北地区扩散和生成,传统的封闭的西北地区社会逐渐迈向开放,现代化的社会救济制度和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在这里结合,社会救济也开始了艰难转变的历程。     

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宋朝社会控制的实践途径

因饥荒引发的流民问题，从历史上看，宋朝并非是最典型的。但是，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方面，宋朝的实践却是颇富成效的。举凡流民的临时收容、长期安置、遣返回乡、恢复生产等方面，都有较为得当的措施应对。从实际效果看，宋朝的经济性流民问题之所以不是特别严重，是与宋朝政府适当的救济安置措施分不开的。从功能上看，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是宋朝社会控制的重要实践途径。两宋三百年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颇富成效的社会救济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英两国古代社会救济的差异性

社会救济是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丧失劳动能力、遭受自然灾害以及低收入群体予以物质帮助或精神关怀,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而实施的各种措施。从文献记载可知,中英两国古代社会救济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两国古代社会救济的思想基础有多元化和单一性的差异。在救济主体方面,我国古代一直以政府为主导,而英国的救济主体则从教会逐步转换到政府。两国古代社会救济的救助方式各不相同,且对待接受救济者的态度也有差异。     

论我国公民社会权及其救济模式

社会权概念提出至今,由于理论上的困扰及实际保障中的局限,一直影响着该项权利的真正实现。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公民社会权的救济模式——积极救济模式(社会保障制度及实践)和消极救济模式(宪法解释、社会立法、司法裁决)何以可为及何以可行的分析,从法学与社会学融合的视角提出,在我国,把积极救济模式与消极救济模式结合起来对公民社会权予以保障,不仅有益于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和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而且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社会权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奖赏制度与清代社会简论

赏与罚是历代惯用的统治手法,二者相辅相成,交相为用,赏用以劝善,罚用以惩恶。相对于刑罚来说,奖赏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清朝历次重大事件均伴随大规模的奖赏。清代奖赏制度是多层次的奖励系统,其名目之多,范围之广,通贯全朝,涉及所有阶层。奖赏成效与国力盛衰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也涉及奖赏过程中受赏者荣誉感与心态变迁。奖赏制度不过是恩威并施的手段而已。国势日衰后,尤其晚清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为笼络人心,大量运用奖赏手段,使得滥用现象非常普遍,不仅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败坏了社会风气,丧失了维护统治的重要职能。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保障标准低、组织管理不合理且法理依据不足,应因地制宜地确定我国各地社会救济标准,协调好社会救济工作的组织管理、增强贫困群体的脱贫意识和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救济制度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艾滋病社会救济问题研究

随着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对艾滋病人的救济也提上日程,它反映出一个国家和社会对＂艾滋人群＂的人文关怀和预防艾滋病的理念、价值和政策,目前我国对艾滋病的社会救济环境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完善社会救济和法律政策环境,加强对艾滋人群的救济,既体现了社会的关怀又对有效预防艾滋病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温州瘟疫与社会应对

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清代温州瘟疫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在地方政府、民间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采取刊刻验方、辨证施治、隔离检疫、疫后救济等积极的防疫抗疫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疫病的发展和蔓延,这些措施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类型与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吏民救济、宗族救济、宗教救济等,其主要特征是:宗族、地方官吏与社会互助组织是民间救济的主体;宗教组织的社会救济带有浓重的神秘性与宗教性;民间救济以物质救济为主,精神救济为次.民间社会救济在整个社会救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当突出,是社会救济的主体,显示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而国家救济仅在灾荒特殊时期才显示出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与组织优势.     

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城市社会救济

西欧中世纪晚期,城市的社会结构出现新的特点,社会管理的公共性特征日益显著,新教思想适应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城市社会福利改革的开展。加尔文的社会理论对日内瓦大众医院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法国新教流亡者实施救助,是日内瓦社会救济的重要措施。日内瓦的社会救济活动在宗教改革时期获得较大发展,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