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县尉诗人的文化心态及其诗歌创作

盛唐诗人群体中有不少诗人都担任过县尉一职,这种共同的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心态与诗歌创作颇具影响。县尉职位、经历、交游等对这一群体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东南之地的县尉诗人山水诗成就突出,彰显出明显的地域特点,而"神仙尉"称号的深入人心,也透出这一群体共通的心理内容。     

柳宗元、刘禹锡古赋体略论——兼论唐赋之源流与分野

唐赋承自六朝,古赋与律赋分流,以古赋之体为尊。唐赋之复古不及唐诗,中唐继盛唐复古未完之业,文体上有向更古老的文体取法的表现。柳宗元、刘禹锡的力复古赋之体,正属这一文学脉流。柳宗元深于骚体,其辞赋以屈原、贾谊为宗,多为愤悱之辞,幽怨之思;其语体也力效楚辞,兼取汉赋之体。唐人遭遇之境与屈贾最近者为柳、刘。柳宗元更是有意识地效法屈原的人格,同情其人生遭遇。刘禹锡的古赋之体,主要取法贾谊以下,及魏晋南朝阮籍、江淹诸家。柳、刘两家赋体创作,反映了中晚唐辞赋乃至于其他文学进一步摆脱初盛唐辞赋润饰鸿业的作风,向个体抒情转化的发展趋势。     

汉代骚体抒情诗主题与文人心态——兼论骚体赋的意义及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骚体抒情诗"包括收录于王逸《楚辞章句》中汉人模拟楚辞的作品和汉人以"赋"命名的骚体作品,这些作品是汉代文人的个体抒情诗,本文的内容,就是要对汉代骚体抒情诗的时代主题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并由此来解剖汉代文人心态。     

“诗”与“诗赋”之间——以《汉志·诗赋略序》诗赋观为中心

由于《汉志·诗赋略》从《六艺略》之《诗》家别出,故"诗赋"与"诗"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在《诗赋略》序文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从春秋赋《诗》制度的衰亡到失志之赋的创作,完成了对《诗》文化价值功能的衔接与转化。荀卿、屈原的赋文创作实现了对诗讽谕之义的传承,而扬雄、刘氏父子及班固的赋观念则表现了对诗之讽谕和古诗之义的坚守。序文中的歌诗观不仅与《诗》家序"哀乐之心感,而歌永之声发""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观念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对其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汉代与匈奴有关的诗歌

汉代的一部分诗歌,产生于汉王朝与匈奴的碰撞交融过程之中。它们或表现诗人在战争失败后的痛苦,或表现作者在战争胜利后的喜悦。这部分诗歌不仅展现了诗人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且反映了匈奴的风物民俗和文化特征。     

论初唐诗人对元嘉体的接受及其诗史意义

本文系统论述初唐诗人接受元嘉体影响的诗史事实,从体风格等方面考察李峤、杜审言、陈子昂、张说、张九龄等诗人创作实践中模吸收元嘉三大家诗风的艺术表现,并从晋宋迄初盛唐的诗史流变中把握这一问题,指出唐诗在全面发现汉魏诗风的经典价值之前,经历过学习晋宋体以超越齐梁体的环节。     

中国古典文学“嘲谑”传统下自嘲诗的孳萌与成熟

长久以来,俳谐文学中特色鲜明的自嘲诗是诗人凸显生命意识、表达主体诉求、抒发人生感慨的载体,它的孳萌与繁荣,经过先秦萌芽期、汉魏六朝发展期、唐宋成熟期的时代更迭以及由赋到诗的体裁转移,并伴随着无意识自嘲到专意于自嘲的思维转变,最终在宋代形成创作大观。     

当代中国与世界——中缅智库对话会在缅甸仰光举行

正2020年1月14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缅甸外交部、中国外文局、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共同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当代中国与世界——中缅智库对话会"在缅甸仰光成功举办。此次对话会主题为"赋能新时代中缅关系"。     

盛唐诗人群体的构成与分野

对于盛唐诗人群体的构成情况,本文尝试以文献分析与统计学的方法兼顾诗人的存诗数量与诗歌名篇入选情况,以系统化的考察展现诗人的整体群像。通过对诗人群体的整体分析,确立开天时期的核心诗人群与边缘的中小诗人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诗人群体的分野及类别特征。     

小小扇子 翩翩使者

扇子在中国已有40000余年历史。关于扇的起源,最早应是晋人崔豹《古今注》中提到的“舜作五明扇”,“殷高宗有雉尾羽”。这种长柄大扇,并非用来纳凉,而是由侍者手持,为帝王贵族障风蔽日所用,以后成为一种仪仗,所以又叫“仪仗扇”。在敦煌壁画上,可以见到使用这类扇子的生动画面。到了汉代,作为摇风纳凉用的扇子开始出现了。     

论建安诗歌化用的特点与手法

古典诗词的"化用"与"用典"相区别,通常发生于诗词歌赋内部,原句与化句较为相似,评价时更看重"造"与"新",即能否运用相同或相似的句子生发新意,令如己出。由于前人的诗赋成果、文学观念的自觉、诗人良好的文化修养与厚古意识等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化用修辞第一个小高峰在建安时期出现了,表现出建安文人对先人文学的自觉借鉴,其化用具有来源丰富不过以《诗经》最为常见、分布集中、形式多样的特点。建安诗歌运用化用的手法可概括为赋、比、兴。     

寻路,这片令唐朝诗人流连的浙地山川

正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钱江晚报共同推出"浙东唐诗之路"人文纪行——为什么是浙东,成为唐朝诗人游历的重要目的地?为什么在唐朝,诗人们开始群体性地游历山川?为什么要在当下,展开这场"浙东唐诗之路"的探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钱江晚报近日共同推出大     

盛唐进士诗人的科考心态与时代精神新论

盛唐的绝大多数诗人都是通过进士考试脱颖而出,一般研究者都认为科举考试给士人们打通了入仕门路,因而其时代精神是乐观昂扬、积极进取的。本文从诗人心态的角度切入,发现诗人们的科考心态是淡定的,中第后的现实处境也颇多坎坷,盛世的官场并没有给进士们多少大有作为的发展空间。所以诗人们摆脱贫贱的动机远多于建功立业的抱负。进士考试本身并不能造就优秀诗人,而进士诗人在希望与失望的复杂情感交织下,伴随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们才写出了最优秀的诗歌作品。     

论宋玉大小言赋在赋体发展史上的意义

本文将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作为记载楚王与楚宫廷文人进行文字游戏的一则历史史料来进行分析。认为 ,无论是赋篇所记载的此一文体的运作方式还是其中显示的游戏文字态度 ,两赋都和先秦隐语有着密切而明显的承传关系。这两篇赋作透露出先秦隐语向以状物为主的汉代散体赋嬗递变化的痕迹 ,因此在赋体发展史上具有活化石般的重要的参照性价值。。     

汉唐丝路文化“多元共生”特性探微——以“上元燃灯”习俗中儒佛道文化的共生融合为例

上元燃灯习俗是中国传统岁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其起源、发展及演变定型为当今元宵节文化样式的历史步履,可以看到先秦帝王"庭燎"、"祭祀太一"仪式、汉代西域佛教及百戏杂技输入、隋唐胡风"灯轮"形制等儒佛道多元文化渐次融入、共生融合的现象。本文欲以提出:汉唐丝路文化具有"多元共生"性质,这对当今建设"一带一路"新文化,应具有历史启示意义。     

从“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说开去

"新红颜写作"是2010年诗歌评论家李少君、张德明提出的诗歌概念,用来指代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潮流。从诗歌现象的出现到引发争议,从回溯词源到全新意涵的阐释,这样的命名似乎呈现了悖论特征。诗人的身份认同和批评家的学术评价共同阐释着"新红颜写作"的诗学特征与美学倾向,这种诗歌样式本身也推动了21世纪诗歌运动的发展,展现了更多可能性。     

西汉乐府民歌采集方式及其文学意义新探

乐府诗歌是汉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武帝时期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集民歌,结合音乐以供上层社会消遣并广为流传。但是由于西汉乐府编制中没有专门设置采诗人员,当时"采诗夜诵"的民歌多由"循行"方式完成,且民歌的数量和影响也相对有限,因此,西汉乐府采诗制度目的并非专为采集民歌和保存民歌,其在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影响也需要重新审视。     

论南朝女性题材辞赋的贵族化

南朝辞赋中的女性题材包括四类 ,即具有象喻意义的神女、与帝王贵族有密切联系的美女、一般的平民女性和凝情待价的妓女 ,而尤以第二类为主。这些赋作从内容到形式风格 ,无不表现出浓重的贵族化特征。作品中的女性只是贵族文人赏玩与观照的类型化对象 ,缺乏个性和情感。艺术上则表现为句式灵活、声韵流转、结构精巧 ,具有精致纤丽的风格。     

论律赋的文体特征

律赋讲求声律,与"古赋"相对。它源于六朝骈赋,形成于唐代,并因"科举试赋"的制度而盛行于唐、宋、清三朝。律赋在韵律、平仄、句法、结构等方面,都有其特殊要求,因而带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但各时代的律赋在程式上也不尽相同。律赋因科举而兴,科举以律赋为用,律赋对后来八股文的形式和作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赋学论

本文系统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学,集中概括该时期赋学的特点,并分析阐述该时期赋学论者对赋家及其赋作品的评论与批评,文章特别对在文学批评史和赋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等篇对于赋学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