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读《春秋》”故事与关羽形象的文化塑造

关羽“读《春秋》”的故事最早来源于历史记载,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重塑。明代,关羽“读《春秋》”故事得到广泛关注,如明代的诗歌、《三国志演义》小说插图、读书图和关公科举传说,都有相关的记载和描写。这不仅使得关羽形象更儒雅化,也让“《春秋》大义”成为关羽“忠义”精神的物质载体,进一步推动了关公作为科举信仰神的发展。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还原《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评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

《（春秋）（左传）谥号研究》是研究《春秋》、《左传》谥号的一部力作。论著显著特色是遵循“尊尊”原则,以“礼”统领全书;详细统计并细致分析了《春秋》、《左传》的谥号情况,体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论著对学术界关于春秋赐谥礼制中的多有分歧的相关问题也做了深入的探析,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春秋》《左传》谥号的原貌。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相协和是一个关系到《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重要问题,故争论双方都对这种不合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无法达成共识。绕开《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从比较中立的立场出发,《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左传》叙事既有解释经义的功能,又有表达叙事者自身历史认识与评价的功能,超出了“春秋大义”的限定,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张力与不合,并使得《左传》叙事在后世义理的标准下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传《春秋》侧重点各有不同,宋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既是历史著作,必定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讲究叙述历史事件和描写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     

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左传》成书过程

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春秋史短章文本,构成了编年体《左传》成书的直接来源。出土文献的事例证明,编年体《左传》之前的“《左传》原本”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些呈散编形态的春秋史“事语”。“事语”的称谓和内涵来源于战国秦汉社会的文献类别和使用惯例,而非当代学界的一般性指称。《左传》编者对春秋史“事语”的择取和加工方法,除了“割裂文本”、“整合文本”,还重在连缀文本、修饰文本,以使它们依次相序、连贯而呈体系化,进而展现自家的价值评判。同时,《左传》的成书历程也是春秋史的书写主体由史官群体经诸子百家转移到儒家学者的过程。     

《春秋》“阍弑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弑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关羽秉烛读《春秋》的文化解读

历史上关羽秉烛达旦读《春秋》的故事有其文化渊源,而＂秉烛达旦＂则促成了关公文化中＂秉烛读《春秋》形象＂的生成。这一形象已经成为关公文化的文化符号,此文化符号涵容了＂关公文化＂的深厚积淀,可以在海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晋灵公不君》中的儒家思想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为孔子修订、编辑。孔子修《春秋》号称“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他是按儒家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因此,这部史书中很多地方都体现了深厚的儒家思想。《春秋》是阐述孔子政治思想的,《左传》是解释《春秋》的。由于《春秋》记事极为简约,随着时间的推移,     

《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史记》纪年的“我”

在非对话的语境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记载历史,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种特殊笔法。《史记》和《春秋》都有不少这样的“我”字。对《史记》这类“我”字作穷尽性检查,并与《春秋》的“我”字比较,可以了解《史记》这类“我”字的特点以及与《春秋》的“我”字用法的分别。     

论《左传》与“《春秋》笔法”之关系

《左传》以“君子日”的形式提出了“《春秋》五例”,即“《春秋》笔法”的内涵,开了学者研究此理论的先河。在考察孔子“笔削”《春秋》及《左传》传《春秋》之后,便能全面地认识“《春秋》笔法”属辞比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判断系统,并能准确概括它的寓褒贬于一字之间的总体特征。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孔子的思想特点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一般认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孔子的《春秋》而作,它们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以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等大小事实。《春秋》和《左传》原本各自成书,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把两书合在一起。尽管《左传》在描写和评论中带有左丘明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但正如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所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两人在评判事理上有着相似的标准。因此,《左传》中对人物、事件的评判必然体现孔子儒家思想的特点,《烛之武退秦师》就是鲜明一例。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左传》与《史记》——《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司马迁撰《史记》，记录春秋一段历史，其史料的基本来源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及谱谍等先秦典籍。《史记·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当然，先秦的各种史料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春秋左伟》中助动词“可以”探源

“可以”在《春秋左传》中宜分为两种情况：助动词“可以1”和结构松散的两个词“可以2”。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助动词“可以1”在《春秋左传》中处于绝对优势。“可以2”并非“可以1”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