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中的“隐逸文化”对学生的影响

“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古代文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隐逸情结”,由这种古朴的情结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隐逸文化”。这种文化以老庄“无为”、“无用”的道家思想为哲学根底,“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来独往”;又夹杂儒家的某些思想,如“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     

先秦两汉文献中的"洞庭"是"洞庭湖"吗 --从《山海经》中的"洞庭"说起

通过对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与一些地质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认为先秦两汉文献中的“洞庭”不是今之“洞庭湖”，学者们多指认其为“洞庭湖”，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辜鸿铭《论语》译本中“仁”“礼”“天”的文化解读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具有西化的语言特质、表达习惯和篇章结构特点,更容易地让西方人了解和认识《论语》所传达的思想,特别是很具中国儒家特色的关键词的翻译,如“仁”“礼”“天”等等,通过这些词语的翻译技巧中能够见出中国儒家文化的特别之处。     

长沙吴简中“右某家口食”类户籍簿的性质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右某家口食”类户籍簿的里计简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先统计一里的现有户数和男女口数,再按照人户身分,分门别类地统计该里人户。官府编制此类籍簿的目的是著录并统计一里的所有户口,而非记载役龄男子的服役情况,其性质与派役簿无关。从东汉同类户口簿标有“卒”、“甲卒”等注记以及孙吴时期仍保留征收“更”钱的记载看,孙吴“凡口若干”类户籍簿具有征发口算赋与徭役的功能。与“凡口若干”类户籍簿相比,“右某家口食”类户籍簿更具有基础台帐的性质。     

“生”之返“性”——“性”的过程性解读

这篇章是我历时一年的新儒家研讨课前段研究的接续。前此，我考察了“性”（这里译为“natural dispostion”）和“理”（通常译为“principle”或“patterned regularity”之间的关系。我为此写的前一篇章，着重探讨了我对“理”的认识，以及个体如何通过对语境中经验的研习（格物）获得对关系的鉴赏力（致知）。我尝试将“理”从预设的静止形式中解放出来，论证正是圣人——一位全身心投入到日常事务中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一通过天地之“理”的表达而使自我行为与“天”相合。     

表“尝试”义的“VV”、“V—V”和“V一下”——历时、语用和认知考察

文章认为,表短时义的“V—V”、“VV”和“V一下”都应看作“动＋量”组合。历时考察表明,表短时义的“VV”和“V一下”格式都是由表短时义的“V—V”格式演化而来的,三者在共时平面上能够并存。是因为其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各有区别。在共时层面上．当主语为生物且动作为来然态时．这三种格式可表达尝试义。“VV”式与尝试义之间的匹配关系规约化后就会形成一种构式意义．构式意义又反过来对进入句中的成分施加影响。经由类推机制,使得能够用于该句式的成分日益丰富。     

表“尝试”义的“VV”、“V—V”和“V一下”——历时、语用和认知考察

文章认为,表短时义的“V—V”、“VV”和“V一下”都应看作“动＋量”组合。历时考察表明,表短时义的“VV”和“V一下”格式都是由表短时义的“V—V”格式演化而来的,三者在共时平面上能够并存。是因为其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各有区别。在共时层面上．当主语为生物且动作为来然态时．这三种格式可表达尝试义。“VV”式与尝试义之间的匹配关系规约化后就会形成一种构式意义．构式意义又反过来对进入句中的成分施加影响。经由类推机制,使得能够用于该句式的成分日益丰富。     

破解"后羿射日"之谜

在神话“后羿射日”里，“弓箭”喻交媾，“日”象征旺盛的生殖力，“后羿”是一位隐含生殖意味的文化英雄，“后羿射日”反映了先民“求育”的巫术心理；“求育”与“求雨”结舍，反映了先民祈求风调雨顺的巫术心理；那些怪兽，只是带有族徽性质的图腾，搏杀它们，反映了先民在部落；中突中“求胜”的巫术心理。求育、求雨、求胜，本质相同，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先民在险恶的环境中追求人丁兴旺、部落繁衍的美好愿望。这个神话记载了反映上述巫术心理的一种巫术仪式，古人相信，举办了这样的巫术仪式，他们的愿望就能实现。     

在“天”“地“之间感悟“人”的生命——评大解的《河之北》

“人”在“天”“地”之间,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人”是不是可以决定天上与人间所有的事情？“人定胜天”,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现实,抑或是一种无知？古代中国有“天”“地”“人”统一的思想,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然而,我们是不是能够理解？     

“黎民”“百姓”称呼例谈

“黎民”和“百姓”两个词现在通常指一般的人民大众。由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沿革,称呼人民大众的词语很多,现摘举几例,以供大家参阅。史书记载,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他们同东夷一起打败了从南方前来进犯的九黎民族,并俘获了大量的敌人。这些俘虏便成了炎黄部落的奴隶,被称为“黎民”。如《诗·云     

权力系统与环境系统依从关系──论“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再到“人定胜天”的扬弃和极化

“君权神授”、“天赋人权”和“人定胜天”，从历史系统论历史哲学的角度论，实质是人与天亦即系统与环境的依从关系的合理扬弃，以至于极化的问题。远古人类认知、利用自然的能力弱，对“天”恐惧、依赖心理极大，而后到中国的汉代、西欧的中世纪，继承了畏“天”依“天”的一面，“君权”靠神授，但同时极化、一滥用天的名义，神化君权、教权；近代，合理地扬弃，以人权否定神权，强调“天赋人权”，将人权自然“神”化、天然合理化，但后来发展到极端，滥用自然赋予的人权，极化为“人定胜天”观，恶果累累。人口超载，环境污染，等等，令当代人类重新重视人与天的和谐关系，即系统与环境互相依从的系统原则，可谓在历史进程、历史哲学观中一种新的扬弃，否定极端化，在宇宙嵌套观中“复归”远古的某种态势，但系统与环境依从关系的内容、事件已是全新的了。     

《九歌·东皇太一》篇题解

作为《九歌》中的第一篇,《东皇太一》所祭祀的对象--东皇太一应为楚国神祀系统中的元始天神,高于其他一切神祗。结合先秦传世文献和近年来出土文献的记载,“太一”其实是一个被神化的概念,他超越于天地,居于北方,能生水并藏于水,是至高无上的天神。而“东皇”之名与楚国祭祀的方位、氏族发展源流及择日有关。再联系楚国历史与屈赋文本,东皇太一实则应指楚之始祖天帝颛顼高阳氏。     

将“比喻”带入信息技术教学

信息技术是科学性、技术性、实践性极强的一门课程,它的一些概念与定义,往往会令没有相应知识准备的初中学生难于理解。面对问题我苦苦地寻求解决的方法。后来我发现,信息技术学科的很多名词是由喻体而来。如“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鼠标”、“桌面”、“墙纸”、“窗口”、“菜单”、“按钮”、“文件”、“盲打”等,这些名词有助于计算机新手的学习和入门。于是我尝试在信息技术教学中巧用比喻,果然效果不错。     

从＂乡饮酒礼＂和“射礼＂看“礼＂在先秦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乡饮酒礼”和“射礼”是古代考察、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本文通过“乡饮酒礼”和“射礼”来透视“礼”在先秦人才选拔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先秦人才选拔标准,全面认识先秦社会的发展及对当代人才选拔都具有重要意义。     

“立地+顶天”:全球华语研究的学术愿景与追求

借用普通话语法研究的已有理念和认识,讨论全球华语研究的“地”与“天”,以及怎样做到“立地+顶天”问题。对华语“关怀”一词从共时、历时以及横向三个维度,进行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是对“地”以及怎样“立地”的一个举例说明;关于华语研究的“天”以及怎样“顶天”,从“国外理论的引进、吸收和发展”与“创建具有原创性的华语理论”两个方面,结合已有探索、实践进行了总结说明。全球华语研究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是把它真正当成一门学问来做,并且最终做成一门真学问、大学问,这应该成为全球华语研究的学术愿景与追求,而其达成手段与途径就是真正做到“立地+顶天”。     

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

论文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成为文学史“共识”的当下,“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有怎样的调整？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基于此,论文尝试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被“历史”所“忽视”的概念或运动入手,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藉此重生。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所命名的一系列“典范文本”的细读,笔者认为这一调整的艰难以及最终的失败,既是“文学成规”之转移的必然结果,也包含着自我的瓦解——借助左翼“革命＋恋爱”的模式的结果,反而是“恋爱”压倒“革命”,从“新人”转变为“畸人”。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扩大化”的运动,如何更为平和地检讨“社会主义”的“文学遗产”,打捞“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精神操守,这一问题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有重要意义。     

庄子思想中的几个基本观念

庄子章中多次出现的“有待、无待“，“大用、用大“，“天倪、天钧”，“悬解”，“道枢”等词，反映着庄于思想的一些基本观念。正确理解这些词义，有助于领会庄子的思想实质。但历来注家未能解释明白，或语焉不详，章根据庄子原，一一探索其涵义。     

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氏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

形天是开题氏的祖先；“开题”即“形题”，也即“雕题”或“形天”。形天神话的背景在今甘肃西和县仇池山、洛峪镇一带，“奇股国”乃“形天与帝争神”之地。“奇股国”、“武都”之义大体相当，其得名与形天有关。     

论庄子“心隐”对儒家隐逸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庄子的“心隐”主张,诚然受到老子“无为”观念的影响,但二者在具体内容与关注对象方面却存在巨大差异。庄子的“心隐”主张与儒家尤其是孔子“无道则隐”思想及“颜氏之儒”的出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体现出跨越时代的传承。但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与个性气质,又使得庄子表现出对儒家隐逸思想的发展和超越,他最终放弃儒家积极的隐逸方式,而走向道家的虚无之道,为追求心灵自由而彻底不问世事,真正实现自我主体的救赎。     

“祸起诗行”与“因诗得福”

汉代杨恽作《报孙会宗书》：“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这首“南山种豆歌”有人认为“芜秽不治”是“喻朝廷荒芜也”．“落而为箕”是“喻贤人放弃也”．“须富贵何时”是“言国既无道，但当行乐，欲待富贵职位，